刻花系在划花装饰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有时与划花工艺一起运用。如在盘、碗中心部位刻出折枝或缠枝花卉轮廓线,然后在花叶轮廓线内以单齿、双齿、梳篦状工具划刻复线纹。纹饰中较常见的有双花图案,生动自然,有较强的立体感,布局通常对称。定窑刻花器还常常在花果、莲、鸭、云龙等纹饰轮廓线一侧划以细线相衬,以増强纹饰的立体感。

划花是宋代定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之一。通常以篦状工具划出简单花纹,线条刚劲流畅、富于动感。莲瓣纹是定窑器上最常见的划花纹饰。有一花独放、双花并开、莲花荷叶交错而出等,有的还配有鸭纹,纹饰简洁富于变化。立件器物的纹饰大都采用划花装饰,刻花的比较少见。早期定窑器物中,有的划花纹饰在莲瓣纹外又加上缠枝菊纹,总体布局显得不很协调,这是当时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一种新装饰手法,也给定容瓷器断代提供了一个依据。

剔花是宋代出现的一种陶瓷装饰新工艺,主要用在一些需要使用化妆土的粗胎瓷器上。其工艺一般是先在胎体表面施一至两层白化妆土,趁化妆土未干时用尖锐的工具迅速划出花纹轮廓,紧接着用铲状工具将花纹以外的化妆土剔掉,最后施透明釉入窑焙烧。剔花装饰巧妙地利用白色化妆土与深色胎体之间的反差来突出纹饰,与传统的划花装饰相比,不仅花纹显得更加醒目,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印花纹饰这一工艺始于北宋中期,成熟于北宋晚期。最精美的定窑器物纹饰在盘、碗等器物中心,这类器物内外都有纹饰的较少。定窑器物纹饰的特点是层次分明,最外圈或中间,常用回纹把图案隔开。纹饰总体布局线条清晰,形态经巧妙变形,繁而不乱,布局严谨,讲究对称,层次分明,线条清晰,工整素雅,艺术水平很高。定窑印花大多印在碗盘的内部,里外都有纹饰的器物极为少见。

如果说李唐及五代还有大量的金银器与瓷器共同存在的话,赵宋则又有新的社会因素促进了花饰的发展。

自960年北宋立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就已经意识到来自北方大漠辽国的威胁,并坚定了收复石晋所割让的燕云十六州的决心。一切从巩固政权出发,从战争储备出发,是宋太祖坚定不移的两大国策。基于这种思想,力崇节俭,反对奢靡首先从皇帝身边开始贯彻,以期积蓄财力准备对辽发动收复失地的战争。如永康公主(匡胤女)尝衣帖绣翠襦,匡胤戒之曰:“汝服此,众必相效,去之。”有人劝以黄金饰肩舆(轿)。匡胤曰:“我以四海为富,官殿饰以金银,力亦可办,但念为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因而宫中帏帘缘边禁用丝绸,只用青布。宫中上下人等穿常服之衣,瀚濯至再,继以补缀。大臣谏之者,匡胤曰:“非吾吝啬,俗积钱为大用也。昔后晋割幽燕以賄契丹,使一方独陷外境,吾甚悯之,欲候各库所蓄满三百万,遣使谋于彼,倘肯以地还我,则以此酬之。不然,吾当散滞财,募勇士,以图攻取也。”及平定荆湖后蜀,受其金帛,别为内库储之号封椿库,以备图契丹之用,故致太宗即位时,有金帛如山,用何能尽之语,凡此可知宋谋收复失地之急切,至匡义统一北汉之次月,即转兵北上取幽冀,贯彻已定之国策也。

北宋的冶矿业,宋初共有冶矿业201处,到中期达到271处,到王安石变法时最多生产量是1400万斤,折现在700万斤,朝廷不仅开矿冶炼金银铜铁锡铅等金属,而且还要禁止民采,更要从民间收取大量金银铜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银铜铁器日渐稀少,金器就更不多见了(仁宗皇祐时每年仅得金15000多两、银219000两),到英宗时仅得6000多两、银31002,取而代之的是日益精美的瓷器,大量走入当时社会生活。

前面讲到五代前后,为追仿金银器的轻灵,瓷器首先从厚胎变为薄胎,从青瓷发展到白瓷的顶峰。到北宋早期,为追仿纹饰出现了刻划花,但由于材质不同,在瓷器上蟹花是不能实现的。因此,参照青铜器铸造纹饰的工艺,继刻划花不久,就出现了范即花饰的工艺。我们拿一件錾花的唐宋金银器来对比定窑瓷器的印花纹饰,就可以看出,它的凸凹程度和纹饰构图量然工艺不同,但效果如出一辙。在定瓷的印花纹饰上,除吸收了錾花金银器的纹饰之外,还吸收了当时定州缂丝艺术的纹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有很多专家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在此就不必多叙了。至于缂丝艺术的纹饰又是从何处获得的灵感和艺术来源,话题就更远了。

从崇尚金银器到开始认识瓷器的瓷质美,陆羽、周世宗柴荣、苏轼、宋徽宗赵佶等人起到了一定的引领作用。

从推动生活器用,从金银器向瓷器转型,宋太祖从国家经济政策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推动作用应准确地称挤压作用。

                                                                         2022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