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阶段当金或南宋晚期,时代约当12世纪7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末南宋灭亡。

金海陵王时期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注意恢复生产,经济开始发展。世宗时期稳定了与南宋的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社会,恢复和发展生产,社会经济达到了全面繁荣,世宗“即位五载,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于是躬节俭,崇孝弟(悌),信赏罚,重农桑……当此之时,君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刑部岁断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号称小尧舜””。在整个社会生产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定窑瓷器在此阶段也达到了一个销量的高峰。

对本阶段的35座墓葬、15个窖藏、27个遗址、1个水井进行了统计,78个单位其出土定瓷680件以上。这一阶段定瓷流布的范围又重新扩展,遍及南北。本阶段定窑北播至黑龙江绥滨中兴古城,南达江西吉水,西至四川峨眉,东部沿海到达浙冮绍兴。考古所见,无论是纪年墓葬还是窖藏中,出土的定瓷都非常丰富。

(一)北方地区

本阶段定窑在北方地区的金朝境内分布广,出土数量多。定瓷在河北、北京地区多出土于土坑石椁墓中,这种墓葬尺寸较小、材质较粗,随葬品以瓷器为主。这类墓往往是五品以下的品官及其家属或品级较高的人的家属墓。此外,在金源故地的东北地区也有发现,但以河北和北京地区最为流行,这类墓葬中集中出土了不少定窑瓷器,这两个地区是本阶段发现定瓷最为丰富的地区。

另外,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定窑瓷器也较多发现,包括上京路、胡里改路、临演府路、咸平路等,即所谓的“金源”故地和故辽王朝统治区的北部。此区内定瓷发现相当普遍,“从出土遗物看,金代东北瓷器以定窑居多,磁窑次之”,出土定瓷的遗址既有墓葬又有窖藏。有的墓葬等级较高,如伴出精美定瓷的奥里米古城和中兴古城周围墓群中的土坑木棺墓葬,土坑尺寸较大,并且有较大的封土,随葬品包括金银玉器等高级品,推测可能为居留在“金源”故地的女真贵族。也有的为守边戍兵,如隶属临潢府路的霍林河矿区段界壕边堡,在一号边堡的F5、F6以及二号边堡的F2中就出有定窑碗、盘。盘内底刻一道弦纹,弦纹圈内刻划金代的典型折枝荷花或草叶纹的“一花一叶”题材。可见此期定窑瓷器使用阶层之广泛。

除墓葬和窖藏外,东北地区也有不少古城遗址中出土定瓷,包括塔虎城(肇州古城)农安(隆州古城)、秦家屯古城(信州古城)、克东县金城乡古城(蒲峪古城)等,这些都是金上京的重镇,是当时女真统治者根据政治、经济统治的需要,在松花冮、黑龙冮流域建立的,这些城堡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

定瓷在北方地区如此广泛分布,且数量巨大。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中原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尤其是海陵王迁都燕京以后,原来河南中西部地区依托两京地区所据有的中心地位失去,导致这一地区制瓷业某种程度的衰落。而定窑的位置靠近金中都,周围水运便利,并深受统治者的喜爱。从金中都和河北西路出土的数量众多的精美定瓷似可以说明这点。

除靠近政治中心外,定窑在北方地区的广泛分布,也与其所在地发达的交通相关。定窑所在的河北西路地区,交通便利,路上交通以中都为中心,有三条要道贯穿河北,一是自中都至真定,达于京兆;二是自中都至沧州,达于益都府;三是自中都通往北部、东北部及西北部的官商道相毗连。除了陆路运输外,定窑瓷器也有可能是通过海运到达东北地区及俄罗斯滨海地区。河北东路的清州、沧州,山东东路的益都府、莱州、登州、密州、海州等都是重要的港口和贸易基地。绍兴五年(1135年）,“金齐于沿海诸州置通物场,以市南物之可为器者,商人往者甚众,多自平江之黄鱼垛头易水牛以去”。2000年在沧州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出土了包括定窑、井陉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在内北方各大名窑的瓷片标本,也出土有龙泉窑和景德镇窑产品,一些专家认为海丰镇遗址即为金代海丰镇旧址,为当时的盐山四镇之首,并推断为宋元明时期北方地区一个重要的瓷器集散地和出海港。2003年在沧州又出土了宋代沉船,虽然满载的都是磁州窑瓷器,但也为定窑的海运情况提供了相关线索。

此外,金王朝境内缺铜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刺激了整个制瓷业的繁荣。金代北方地区严重缺铜,据秦大树先生统计,元丰元年,北方金统治区内的产铜数,仅占总额的0.1%,铜的缺乏,使南北方对铜钱的争夺异常激烈。铜手工业几乎只剩下无法用其他金属代替的制镜和腰带业。为了解决缺铜的问题,金代大力发展铁铸器物,许多日用器物,包括宗教法器和佛像,都改用了铁,同时大力发展制瓷业。《金史》载:“至于铜钱、交钞之弊,盖有甚者。初用辽、宋旧钱,虽刘豫所铸,豫废,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议鼓铸,民间铜禁甚至,铜不给用,渐兴窑冶。”这种状况也间接促进了定窑的生产繁荣。

(二)南方地区

南宋隆兴二年(金大定四年,1164年),南宋与金和议告成,边事不兴,双方相安凡40余年。在贸易往来中,定瓷也得以不断进入宋土。周辉在1178年左右时曾随宋使出使金国,绍熙王子(1192年)写成《清波杂志》记“辉出疆时,见虏中所用定器,色莹净可爱。近年所用,乃宿、泗所出,非真定也”3。宋金时期的榷场虽然“和开战闭”,为当时来金双方政治军事形势的晴雨表,但在榷场设置的三个时间段:“绍兴和议”之后的1142年到海陵王准备南侵的1159年;“隆兴合议”订立之后的1164年到宋朝开禧北伐的1206年;从1208年“嘉定和议”订立到1234年金朝灭亡,泗州一直作为宋金时期一个重要的榷场,在宋金经济交流和通商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定窑瓷器可能就在此时大规模行销并引起了仿制。

宋境出土定瓷的墓葬大多等级较高,如承信郎叶奘之妻邹氏,观文殿大学士、浙东安抚使极的家属,朝请郎、直秘阁、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张同之妻等。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出土的一批定瓷(均出土于建筑基址中,从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升杭州为临安府,到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杭州从此一跃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近140年。太庙遗址出土定瓷8件以上,恭圣仁烈皇后宅出土定瓷标本91件,有碗、盘、碟、洗、炉、瓶等,碗、盘占绝大多数,时代多为金代,这批定瓷具有胎白质细、白釉泛黄、以印花装饰为主的特点。印花纹样多见缠枝花、折枝花、双鱼、水波和飞鸟纹等。口沿多饰回纹一周,少量碗、盘口沿残留镶金银釦痕迹。此外,临安府衙署遗址也有定瓷零星出土。

北宋初从建国之始就推行文治政策,加上完善的科举选官制度,造就了强大的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追求高雅的艺术品位,使北宋时期凊雅的艺术风格成为主流。同时,北宋又是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市民阶层也随之产生。因此,北宋的文化艺术形成了士大夫的清雅艺术和庶民艺术两个层面。金灭北宋后,宋室南迁,这其中就包括上层社会中士大夫阶层,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定瓷的消费群体。北宋晚期,定瓷一度为宫廷生产贡瓷,南宋朝廷继承了对定瓷的喜爱,杭州城内除上述建筑基址外,在历年的城市建设中,也出土不少瓷片,其中有不少带有宫殿或皇家贵戚的姓氏铭文。

整体来看,南方地区出土精美卬花定瓷的墓葬、窖藏中常伴出有精美旳金银器、漆器、玉器等。这类印花定瓷,口沿部分多镶有较宽的金属釦,体现了南宋人对于定瓷的珍视。

南宋境内的定瓷可能通过以下几种途径传入:一是官方互赠礼品;二是边境傕场贸易;三是使臣的私人贸易;四是民间走私。在宋金对峙的几次大规模战争期间,官方榷场被废止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只能通过所谓“走私”活动来进行,“今之两准,地时人稀,而郡县狐弱”进行走私的商人“出没乎其间,发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盖尝震动郡县,力不能制”输入四川地区定窑瓷器的时代多集中在南宋晚期至元代的窖藏中,推测可能和蒙元占领四川的战争有关。有些定瓷与耀州窑瓷器同出于一个窖藏中,可能是沿着成都到长安的川陕干道随耀州窑瓷器一起输入。

本阶段定瓷流布的范围重新扩展,遍及南北,达到另一个行销流布的高峰,考古所见,无论是纪年墓葬还是窖藏中,出土的定瓷都非常丰富。此阶段定宣产品的分布特点为:第一，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金代统治中心的金中都时近以及东北金贵族的统治中心。第二,南方地区墓葬、窖藏中也出土不少,尤其是制作精美的印花产品,多分布于等级较高的南宋墓葬中。第三,宋末元初的四川地区窖藏内也出土不少定瓷。

定瓷流通范围的扩大既反映出定窑瓷业生产传统影响力的扩大,也可以据此探讨宋金时期的贸易通路。金代的制瓷业大体可分为七大区域1,其中就包括以定窑为中心的地区。此区域十分广大,不仅仅是定窑地区,更涵盖了井陉窑、山西平定窑和以北京龙泉务窑址所代表的辽王朝南部地区的窑场。这一窑业区域实际体现了以定窑生产传统为核心的窑业技术辐射范围。而南方地区的“定窑系”产品的出现,除了北方定瓷南向输入的贸易流通外,也存在烧造技术的传播。

本阶段定瓷流布的范围重新扩展,遍及南北,达到另一个行销流布的髙峰,考古所见无论是纪年墓葬还是窖藏中,出土的定瓷都非常丰富。此阶段定窑产品的分布特点为:第一，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分布于金代统治中心的金中都附近以及东北金贵族的统治中心。第二,南方地区墓葬、窖藏中也出土不少,尤其是制作精美的印花产品,多分布于等级较高的南宋墓葬中。第三,宋末元初的四川地区窖藏内也出土不少定瓷。

定瓷流通范围的扩大既反映出定窑瓷业生产传统影响力的扩大,也可以据此探讨宋金时期的贸易通路。金代的制瓷业大体可分为七大区域!,其中就包括以定窑为中心的地区。此区域十分广大,不仅仅是定窑地区,更涵盖了井陉窑、山西平定窑和以北京龙泉务窑址所代表的辽王朝南部地区的窑场。这一窑业区域实际体现了以定窑生产传统为核心的窑业技术辐射范围。而南方地区的“定窑系”产品的出现,除了北方定瓷南向输入的贸易流通外,也存在烧造技术的传播。

                                                                              2022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