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当为北宋晚期,时代相当于11世纪50年代后半到12世纪初。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均显示这段时间的全国制瓷业特别活跃,邢窑在熙宁元年(1068年)及元丰间入贡瓷器,耀州窑在元丰年间以瓷器充土贡,景德镇在元丰五年(1082年)设瓷窑博易务。文献记载也给予此阶段定瓷以很高评价,所谓“宋宣和,政和间最好”。这可能与存在徽宗崇宁三年(1103年)至靖康元年(1126年)的“六尚局贡”有关。“六尚局责”贡物的品种很多,大多都是和皇室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食物、药物或衣料。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对“六尚局贡”减免的诏书中就有“尚食局……中山府,瓷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一十只”的记载,可见当时定室瓷器曾作为“数外旁求”的杂贡。通过统计31座墓葬、4个窖藏、3座塔基及8个遗址,46个单位其出土定瓷211件。本阶段定瓷北播到吉林双辽,南达江西永新,西至甘肃漳县,东到江苏江阴。

(一)北方地区

1.窑址周边地区

窑址周边的河北西路地区,依然是定瓷出土较多的地区,其中就有级别较高的墓葬，如在河南林州刘朝宗墓,就出有20件定窑瓷器,包括15件白瓷碟以及5件酱釉碗。刘朝宗为中散大夫、赐紫金鱼袋,身居二品高官,地位尊贵。除此之外的洄北西路地区,多出土质量较为粗劣的定瓷,推测为供当地平民日用。究其原因,可能与宋代的税收制度有关。宋代进入市场的商品绝大部分都要征税,在本地市场销售的商品只需交纳住税,跨州越具的买卖则除住税外,还要征收过税。根据张锦鹏先生的研究,在接近地的本州初级市场(草市、墟市)进行交易的商品,只需交纳一次住税;产于本州,并在本州的初级市场出售后由行商将其转运至州、县府所在地销售的,一般征两次住税和两次过税;在全国各地初级市场出售或在州、县市场出售的商品经由行商收购后,将其长途贩运到大城市销售,一般要经过两个或三个流通环节,平均征收2.5次住税、8次过税。在这三种形式的商品流动中,商税依次增高。就近购买本地生产的口用瓷器显然比长途贩运成本提高的外地瓷器更有优势。由于税赋较高,统治阶层有时免征其税。如“徽宗大观三年诏在京诸门,凡民衣履谷菽鹅鱼果蔬炭柴磁瓦器之类并蠲其税,岁终计所蠲,令大观库给偿”。

2.辽境

本阶段辽境出土定瓷的墓主级别依然较高,如北宰相肖袍里、左金吾卫上将军萧德温,奉陵军节度使刘祜、“辽金紫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柱国开国公”马直温、潞县商鞠铁都监

丁文道、中京大定府少尹尚暐符等。还有的为地位较高的僧人,如西上台辽墓的墓主。

与前期辽境定瓷数量大增相比,此期输入辽境的定瓷在数量上明显减少,造成这现象的原因很可能与景德镇青白瓷器的大量输入对定瓷北播构成的冲击有关′。本阶段定瓷虽然数量减少,但在辽境流布地域依然很广。五京道地区都有定瓷出土,跟上一阶段一样,依然集中出土于辽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体现了瓷器的使用与定居生活的联系。定瓷在青白瓷大量输入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大范围出土,原因何在呢?可能与道宗清宁(1055-1064年)以后,辽代器用风尚从珠玉金银向陶瓷器的转变趋势有关。道宗哀册中记载:“鄙珠玉之华奢,尚甄陶之简约。”考古发现的这一时期金银器数量很少,且饮食用器锐减。辽廷还下令禁造玉器和毁铜钱造器2,这间接促进了输人陶瓷的增加。本阶段契丹社会的汉化封建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契丹上层对宋人生活方式十分钦慕并模仿,在生活习尚上由车马为家渐转变为饮茶焚香的雅致生活。从本阶段辽境出土大量青白瓷盏托、斗笠盏等茶具以及熏炉、粉盒等焚香用具的增多也可以看出来。出土定瓷中也有不少盏托、斗笠盏等饮茶用具。

本阶段辽境所出土定瓷除通过正常的榷场贸易输入外,有些可能为北宋的南方商船通过海路入辽国走私贩卖的。元祐年间(1086-1093年),苏轼在奏议中有这样的记载:“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商客玊应昇等,冒请往髙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并是大辽国南挺银丝钱物,并有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愿子二道,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宋会要辑稿》中也记有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河北诸路帅司人吏与沿边巡检捕盗官司兵员管营等,上下计会,受贿作弊,容纵客旅公然贩运违禁物色,透漏盗贩过界。帅臣安抚通知其弊,莫肯按劾,弥缝胶固,牢不可破,虽设禁制,仅成虚文。可申严禁约,帅臣并沿边安抚及合属官吏等,日后如有违犯,正犯人於常法外加等科罪,官吏知情者与同罪。仍增告捕赏典,仰走马承受常切觉察。令枢密院立法,申明行下。”政和四年(1114年)朝廷规定海南州县商船,未请公凭,径往辽国贩卖,比一般处分加重二等。从以上几条文献中可以看出当时走私贸易猖獗到屡禁不止的程度。

(二)南方地区

本地区出土定瓷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在镇江黄鹤山西麓发现的章岷墓,章岷自天圣五年(1027年)举进士,先后曾为“六郡守”(婺州、衢州、宣州、越州、福州、海州),在“知宣州”时,因“政有异绩,改刑部郎中”,他为官四十余年,被英宗“面赐金紫”及“特恩”进升,地位显赫。

出土有碗2、钵、盒2、太白尊等6件的江西波阳施氏墓,为中大夫龙图阁待制熊本之妻,施氏的祖父施元长为宋尚书兵部郎中、金紫光禄大夫。其父施涣官至尚书刑部侍郎。可见施氏家族官位之显赫。

本阶段定瓷在南方地区的流布范围较前期扩大,除延续前期集中分布的长江流域长角地区及湘江流域的长沙地区外,在赣江流域,如江西的波阳、永新、源等均有一定数量的定瓷出土。此外,安徽肥西、浙江温州等地也有发现。

本阶段定瓷品种中值得一提的是大宗出现的“酱釉”器,如镇江章岷墓、阜新萧徳温墓、江西乐平路妻张氏墓等均有出土。文献中“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的记载。经冯先铭先生考定,所谓“紫定”,就是指定烧制的酱釉器,此类产品以章岷墓出土的酱釉瓶为代表,体现了北宋中期定窑酱釉瓷的烧制水平。

此外,温州白象塔塔基所岀土的定窑白瓷盒,其胎釉特征、直筒深腹式的造型与定窑遗址出土的“尚药局”盒大体相同,可见这一时期出土的未刻划“尚食局”、“尚药局”铭的器物可能与有刻铭的器物一样。刘涛先生认为“尚药局”白瓷盒可能为北宋末年产品,而“尚食局”铭白瓷碗、盘,则应为金代定窑产品,年代上限为熙宗朝在窑址之外出土“尚食局”铭文的定窑瓷器,仅在俄罗斯的滨海地区阿纳耶夫斯克耶城址30号房址，一个明确的金代房址中出土一件瓷碗。

  这一阶段定窑瓷器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输入辽境的定瓷数量较上期减少,但流布范围依然较广,推测在全国瓷业均十分兴盛的背景下,定窑的生产规模应该也不小,北宋晚期还生产出文献评价“最好”的产品;第二,北宋境内定瓷的分布范围比上期扩大,但依然集中于水路交通便利的大城市。

                                                                           2022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