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秘色”?这是研究“秘色瓷”的终极难题。据宋人的解释,是因“秘色瓷”由吴越统治者专门用于进贡,“不得臣下用”,所以称为“秘色”。于是,“秘色”被赋予了“秘密”之意。宋代有一些人虽认为“秘色”出现的时间在唐代而非五代,却没有涉及“秘色”的含义。宋人关于“秘色”的定义,成为当今许多人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正宗”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是与事实相左的。相对于中原君主来说,吴越国王也属于“臣下”,按宋人普遍的说法,吴越国王是没资格使用“秘色瓷”的,但偏偏在吴越国王钱元瓘墓中出土了最高等级的“秘色瓷”!若依嘉泰《会稽志》的说法,相对于吴越国王来说,其眷属则在“臣下”之列,而钱僇母亲水邱氏之墓、钱元瓘妻子马氏之墓以及临安板桥、苏州七子山的钱氏贵族墓,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秘色瓷”,而且有些器物的造型和做工竟不是已发现的贡瓷所能比拟的。事实证明,宋人的“不得臣下用”的说法纯属杜撰,绝不可信。第二,自晚唐开始,越窑一直在官方的监督下烧制宫廷用瓷,这类瓷器是被作为土产以土贡或特贡的形式输入朝廷的。尽管自晚唐起上林湖等地已有专门承烧贡瓷的“贡窑”,但这类窑场的性质属于民窑,优质产品“秘色瓷”(包括贡瓷)与一般的商品瓷始终同窑合烧,两者从未“劳燕分飞”,所以清人所谓的“秘色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五代人徐簧的《贡余秘色茶盏》诗所说的“陶成先得贡吾君”,明白地道出了贡瓷的装烧状况与遴选方式,即制作精致的瓷坯和做工一般的瓷坯一并人窑焙烧,烧成后,先从成千上万件产品中挑选出数量有限的优质青瓷作为贡瓷,其余的便可销往各地。同一窑的产品中,质量(尤其是釉面特征)与贡瓷相同或接近的必然为数甚夥,它们则以商品的形式进入“臣下”甚至一般富人的日常生活。北宋官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朝廷掌控的官窑尚且可在选出御用瓷器后将剩余的瓷器出售,更何况以生产商品瓷为主的民窑—越窑呢?澎湖岛发现的吴越晚期的大量越瓷精品,表明越窑极盛期所产的“秘色瓷”还被成批运销海外。第三,钱弘俶在位时,贡瓷的数量是以往的千百倍,上林湖窑场已不堪重负,因而上虞等地也设立了承烧贡瓷的作坊。窑场规模如此之大,地点如此分散,加之窑工为自由的民间手工业者,“秘色瓷”的“秘密”能守得住吗?第四,吴越晚期钱氏政权以特贡方式向朝廷输送的“秘色瓷”数量极其惊人,例如: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二日,吴越国王钱弘做一次向北宋朝廷进贡“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十事”,这么多的“秘色瓷”,皇帝自然是享用不完的,所以皇帝的亲属及朝中大臣“分一杯羹”的几率是颇大的。宋太宗元德李皇后陵岀土的“秘色瓷”便是力证。另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景德四年(1007年)九月,宋真宗曾下诏将宫中瓷器库里的多余瓷器以商品的形式“估价出卖这是御用瓷器流出宫外的特殊渠道。依此推测,吴越国贡入北宋朝廷的14万多件“秘色瓷”,以赏赐、“估价出卖”的形式为“臣下”所有的当不在少数。北宋初,魏咸熙与宾客聚宴时,使用了“越中银扣陶器”。此类“秘色瓷”的价值仅次于为数极少的“金扣瓷器”,而又在大宗贡瓷之上。既然“秘色瓷”能为朝廷内外的“臣下”所普遍拥有,那就自然无“秘密”可言了。

法门寺唐代“秘色瓷”出土后,有人提出了一个离奇的观点“‘秘瓷’之称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皇室贵戚厚葬之物,称为‘秘器',因造作于东园’,又称‘东园秘器’,皇帝之棺称‘东园秘器’。……故此秘瓷之‘秘’渊源于汉代‘东园秘器’之‘秘’无可置疑”。其实这个观点不是“无可置疑”,而是大可置疑!“秘器”为棺材的专称,棺材是殓尸的凶具,若瓷器与它联系在一起而称为“秘瓷”,岂不成了专用于丧葬的明器?且不说贡瓷与明器划等号,本身就不符合逻辑,试问地方官敢冒死罪年年向皇帝进贡催命的“秘瓷”吗?骚人墨客敢用不吉祥的字眼称呼贡瓷、亵渎君主而招杀身之祸吗?绝对不敢!此观点之荒谬是显而易见的。错误的严重性更在于,持这一见解的人有意省略了与“秘”不可分割的“色”—陆龟蒙称为“秘色越器”,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写作“瓷秘色椀”等,徐夤谓之“秘色茶盏”,其中,“秘”为形容词,“色”是被形容的名词,两者的关系犹如毛与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有一部分学者则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秘色”之“色”字上,认为“色”应解释成“种类”或“等级”,“秘色”即“秘密种类”,“秘色瓷”就是皇帝使用的最高等级的瓷器,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上的“瓷秘色”的写法被引以为证。这种见解其实仍然没有绕出宋人关于“秘色”定义的樊篱,除了得不到“秘色瓷”的出土事实支撑外,它至少还有四点不能自圆其说。(1)在“秘色瓷”被越地官府作为土产向中原朝廷进贡的同时,北方定窑等窑口生产的白瓷精品也同样被当地官府用于土贡,这两类贡瓷均属“最高等级”的瓷器,但“秘色”却从不用来称呼白瓷。(2)倘若“秘色”为瓷器的“最高等级”,那么这个名称应涵盖各类宫廷用瓷,然而,北宋晚期建窑烧制的带“供御”、“进璣”款的那类御用黑瓷,明清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釉下彩、釉上彩、斗彩、铜红釉、钴蓝釉、白釉、萘叶末釉等瓷器,均未与“秘色”结缘。(3)越窑衰落后,“秘色”被用来称呼龙泉窑青瓷、高丽窑青瓷、余姚官窑青瓷,甚至广东出产的青瓷亦被称作“南越秘色磁”,这只意味着“秘色”概念的延续,而不是转换,如果“秘色”的含义确为御用的“最高等级”,那它绝不可能转换为民用的“般等级”。(4)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衣物账将“秘色瓷”记为“瓷秘色”,只是将表明质地的字前置而已,“秘色”的含义并未因此而改变,“瓷秘色椀”完全等同于秘色瓷椀”,衣物账将金花银盆、金花银菩萨、金涂银盝记为“银金花盆”、“银金花菩萨”、“银金涂盝”,所反映的正是相同的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器名的性质丝毫未变。总之,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证明,“秘色”绝对不是“秘密种类”或“最高等级。

汉字一字多义的特点,是导致“秘色”含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有人据日本古籍中的“绯地秘色锦”之名,否认“秘色”与青瓷有关。或许是“绯”的“红色”之义影响了人们对“秘色”的判断。要辨明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什么是锦。锦属于丝织品的一种,用预先染色的蚕丝作经纬,采用缎纹地组织提花织成,其特点是花纹大而精致,色泽鲜艳而美丽。一般来说,地的颜色比较单一,花纹的颜色则十分丰富,地与花纹在色调上存在较强的反差。“绯地秘色锦”一名中的“绯地”是指锦的红色的地,“秘色”则为花纹的主色调,它完全可能是其他颜色或多种颜色。史籍记载,三国魏景初二年(238年),魏帝赐给倭女王的物品中有“绛地交龙锦”和“绀地句纹锦”。“绛”系深红色,“绀”为天青色或泛红的深青色,显然,“交龙”和“句纹的颜色不会与地的颜色相同。古代彩瓷上的“青花白地”、“青地白花”、“黄地闪青云龙”等异曲同工的装饰,可以作为旁证。即便“绯地秘色锦”中的“秘色”不是青色,也不足为据。因为中国文字传人异国后,常会在字义上出现匪夷所思的变化。譬如:高丽窑出产的青瓷,被当地人称作“翡色”8,而“翡”在中国是指一种有红色羽毛的鸟;日本则将中国的青花瓷器叫做“染付”,等等。若按中国的字义去理解,那么上述的名称与实物就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了。因此,以“绯地秘色锦”之名来割断“秘色”与青瓷的联系是颇为荒唐的。这类谬误所给人的启示是,必须回到“秘色”的源头去探索,方能找到“秘色”的正确答案。

                                                                            2022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