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一词,并不见于唐代以前的文献,它的出现和使用,是同越窑青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在晚唐会出现“秘色”这一等级呢?这类瓷器和其他上品越窑瓷有什么样的区别,以至于要在上色、中色的评级标准之上,额外增加秘色这一等级呢?为什么其他的手工艺品,流通物品门类中,没有出现过“秘色”这样特殊的等级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审视唐代的秘色瓷实物,并将其放入陶瓷烧造工艺革新和唐代贵族器用的背景中进行研究。

从法门寺随衣物账伴出的13件秘色瓷实物来看,尽管釉色、装饰方法不同,但其共同点十分明显。

首先,碗、盘、碟等圆器内底,均未留有窑具支烧痕迹,釉面也不见烟熏火燎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器物是放置在匣钵内,单件装烧的,同时,器物胎体匀薄,足端光洁,应该采用了收缩率与胎体一致的瓷质匣钵。在1993~1994年发掘的上林湖荷花芯窑址中,瓷质匣钵在第4层开始岀现,大约相当于公元9世纪中叶。这种瓷土做匣、釉浆密封、一器一匣的装烧工艺,是中晚唐越窑的重大技术革新),可以更好地掌握窑内气氛以控制器物的发色,也使得瓷器釉面精细滋润,有玉的光泽和质感。

其次,在造型方面,秘色瓷“以仿唐代金银器为其特征”,胎体匀薄。有别于前期的玉璧底与假圈足,碗类的圈足加高,平底碗盘“采用了将平整的泥片覆盖于模具上制作的模制技术”。两件黄釉碗的装饰,也采用了中唐以后流行的金银平脱工艺。

可以看到,中晚唐以后,越窑在装烧、成型与装饰工艺方面都有革新,这些技术上的突破,以及不惜工本的制作要求,使得烧成的瓷器与中唐的器物相比,有了飞跃式的质量提升。用“上色”、上品来称呼这样的器物,似乎不足以反映这些器物在品质上的突破,而“秘色”——极品越窑瓷器一名,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些器物与普通越窑瓷器的差别。可以说,“秘色”这一特殊等级的出现是越窑在装烧、成型与装饰等各方面技术革新的结果。

特殊的烧造、成型工艺赋予秘色瓷金银器的造型特点和玉的光泽与质感,如果我

们结合唐代贵族的器用背景,对比唐初与中晚唐的瓷器地位,还会对“秘色”一词有进一步的了解。

有唐一代,金银玉器最受重视,是进奉的重要物品和身份的象征。贵族筵席中,一般都使用金银玉器,仅《全唐诗》中就有不下百例。如: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李白《行路难》:“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沈佺期《夜宴安乐公主宅》:“自有金杯迎甲夜,还将绮席代阳春。”沈佺期《牡丹》:“诗客筵中金盏满,美人头上玉钗垂。”王维《洛阳女儿行》:“良人玉勒乘骢马,侍女金盘脍鲤鱼。”而瓷器在唐代前期一直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唐初欧阳询撰《艺文类聚》的‘杂器物部’所谈到的‘杯’、‘碗’之类的器物时,只提玉、象牙、金、银、琉璃、玛瑙、金错、砗磲等,就是没有提到过瓷碗、瓷杯”。

但是到了中晩唐,情况发生了变化,越窑秘色瓷开始出现在诗人的咏叹和贵族的宴饮中。鉴于前辈学者已对相关诗句做过细致整理,此处仅举一则研究者较少提及之作陆龟蒙《茶瓯》:

昔人谢塸埞,徒为妍词饰。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

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识。

“珪璧姿、烟岚色”正是指秘色瓷器,不仅道出了越窑瓷器“似玉”的特点,更点明“韵雅金罍侧”,此时的越窑瓷器,已经和金罍一起配套使用了。陆龟蒙本人虽然一生未仕,但他的父亲“以文历侍御史”,陆家也是望族。可以想见,能够进入贵族视野,和金罍配套使用,此时,瓷器的地位和价值应该有了很大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晚唐的秘色瓷器已经成为皇室赏赐的珍贵物品,和金银器一起封入法门寺地宫,位在珍宝之列,当时的秘色瓷,在等级和价值上,可能已经和金器接近了。英国学者苏玫瑰女士也注意到了瓷器地位的变化,她认为:

瓷器的地位变化从原来仅仅被用作替代更多的贵重物品而变成了具有自身价值的器物,它的这种地位变化可以从越窑的秘色瓷中得到证明。

可以说,在晚唐,秘色瓷器超越了自身的等级体系,它的价值和一般瓷器不可同日而语,而是和最为贵重的金银玉器拥有相似的价值和等级。“秘色”,珍稀之等级,不仅说明了它的质量与稀有程度,也能够反映其价值与等级。“秘色瓷”这一名称,可以说是瓷器地位“上升到新的阶段”的见证。这种地位迅速上升,超越原先价值等级的例子,在唐代的其他工艺品领域并不多见,“秘色”这一称呼也仅仅出现在越窑瓷器。

                                                                           2022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