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华人古董商李鉴宸:云南地区青花瓷器创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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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把云南地区青花瓷器始烧的时间定在元末还是明初,云南地区青花瓷器的创烧与发展的情况,在中国青花瓷器发展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开创了边疆地区烧造青花瓷器的新历史
青花瓷器是中国瓷器中传播广泛、影响深远、深受各阶层人土喜爱的一个品种。从历史渊源看,唐代巩县窑烧造的白地蓝花瓷器应是中国青花瓷器的最早产品。目前对宋代青花瓷器的烧造问题,由于窑场未发现,出土实物的证据也有待进一步确认和发掘,所以目前实际上还无法明确认证。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基本上可清晰地反映出它的烧造历史和面貌。目前还未发现元代其他边疆地区有烧造青花瓷器的线索,所以在明初(或者说是元末)创烧的云南青花瓷是继景德镇青花瓷而起的一个重要产地,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来看,云南青花在中国青花瓷器发展史上应有一席之地。
平心而论,无论是玉溪窑还是建水窑或是大理窑,它们所烧造的青花产品无法与景德镇青花瓷相提并论,从胎釉制备到青花发色及制作工艺诸方面,均不能望其项背。明初云南青花的工艺水平,实际上还是初级阶段,烧造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这样的制作工艺所具有的局限性,并不能掩没云南青花稚拙中带有奔放自然又富有天趣的艺术风格,它自有别具一格的特点。我们研究云南青花,首先要看到它能够在绝大多数地区尚未生产青花瓷器时,它却如此早的出现了。虽然许多产品只是模仿产品,但仅此一点就可反映出云南地区制瓷业与众不同的特色。由于迄今为止发现元青花瓷器烧造的几个地方,云南地区是发现数量最多也是规模最大的,而有的地区的发现情况实际上还不是十分清晰,因此,云南青花瓷窑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明初(或上溯至元末)的青花窑场,从这一点上说,云南青花瓷器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瓷器产品,它对中国青花瓷器烧造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南方地区青花瓷器的仿烧,似乎可说全部是由元代及以后的景德镇青花瓷器烧造工艺辐射出去的,景德镇是这种工艺的源头。我们现在发现的江西、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区窑场烧造的青花瓷器,在总的体系上归属于景德镇应无什么大问题,但目前还无法明确判断哪些地区早于哪些地区,哪些地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哪些地区,这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但至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系统研究。现在惟一可肯定其相对时代早可明确其仿烧源头的边疆地区就是云南青花瓷器。前面已论述到,贵州、广西同属南方边陲,但这两省在明代均未发现青花瓷器的烧造窑场,在明代有青花瓷器烧造的福建广东两省,地处东南沿海,有漫长的海岸线,同属边疆地区。这两个省的青花瓷器烧造情况,以眀晩期为盛,其最早的窑场也难以跨越明代中期。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云南青花瓷的烧造一直是明代边疆地区最早而且是最长的。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出现以后的相当长时间中,接踵而起进行系统仿烧的只有云南青花瓷。因此,可以认为,云南青花瓷的烧造开创了边疆地区烧造青花瓷器的新历史,也开创了边疆地区烧造瓷器的新历史。
2.云南是率先运用本土青料绘青花的地区之一
关于云南地区的青花料问题,实际上在史料中披露得并不多,有关文献曾提到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官窑烧造的回青是从云南得到的外国青料回青出外国,正德间,大珰镇云南得之,炼石为宝者也”。这里明确指出的是“回青出外国”,而正德时期的云南为明朝统治,属中国疆域。所以,正德时期,“大珰镇云南得之”的回青,是否即云南的珠明料,目前无法肯定,笔者认为其可能性很小,当时回青料的主要来源是西域。关于明代云南本土地区,实际上后来已证明这里确实有青料。方以智又谓:“杜绾《云林石谱》云:信州、铅山产石绿又一种,融结如山。其石青则惟滇中者佳,货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域回回青、佛头青,而回青尤贵……但笔者查阅了宋杜绾《云林石谱》原文的“石绿”条,发现原文为“信州铅山县石绿,产深穴中,一种融结为山岩,势不甚坚,一种稍坚于练色中……”。方以智文中所引“其石青则惟滇中者佳……而回青尤贵”等内容为方氏或其他人添加,这样的提法,完全是晚明熟悉景德镇烧造青花瓷器的口气。不过,方氏所说“其石青则惟滇中者佳
是否就是可烧造青花的钻土矿石不得而知。当然,后来的研究已证明,清代以后的珠明料产自云南是事实,在云南的宣威、会泽、宜良等地均有出产。但各地青料的质量各不相同,宣威所产者为上,呈灰黑色块状,含钴量最高,至晚在清乾隆嘉庆时期开始,景德镇使用这样的青料画彩,据认为,“《正字通》又载景德镇取婺源所产料名画烧青日无名子。按,镇所用乃浙料、广料或云南料……”。另据研究,清末民初云南已有大量的钴土矿被开采,包括昆明市和富民、安宁、晋宁、嵩明、呈贡、宜良、寻甸禄丰等县和曲靖地区的宣威、马龙、霑益、富源、师宗县和玉溪地区等广大地区,均蕴藏有钴土矿。这使得我们对明初(以至元代的)云南生产青花瓷器的理解增添了许多资料。但明代(乃至元末明初)的云南青花,采用的是什么样的青料烧造?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但当地的专家肯定比我们有更深的了解。云南的地方志中曾记录有“澄江府,土青”,但我们不知这种“土青”的最早使用时间,也难以得知更详细的情况。
因此,对于明代的青料情况,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当地的文献和专家的研究。这里要强调的是,云南是率先实现运用本土青料的地区之一。在元代瓷器烧造历史上,除了景德镇外,已知还有江西吉安和浙江江山烧造青花瓷器。对景德镇使用的青料,过去一直存在争议,“英国牛津大学博物馆考古实验室的学者认为,14世纪的中国青花所用色料是从波斯进口,直到十五世纪初中国才发现国产钴矿”。这一观点,随着景德镇以外地区
青花瓷器的烧造而逐渐失去意义,因为除了景德镇以外,其他地区几乎是不可能采用进口青料画彩的,而元代景德镇则应运用过国产青料。因此说,如果没有烧造青花瓷器的经历,不认识用以画彩的青料的话,是很难直接用钴土矿提炼青料,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运用于瓷器上并烧成成熟的青花产品的。比如朝鲜半岛和越南,也都烧造青花瓷器,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先使用从中国进口的青料画彩(后者还从印度等国进口)。现在,没有证据表明,运用于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进口或国产青料,在云南青花瓷烧造的初期和以后出现在当地的产品上。有关科学测试也曾证明云南青花采用的是本土钴土矿,“云南玉溪窑和建水窑生产的元代青花瓷胎大多数呈灰白色,釉面光亮有细纹。与景德镇青花瓷相比,无论胎釉质量还是制作工艺以及画工方面都比较粗糙,属一般民用产品。浙江江山元代青花瓷样品与云南青花相差不大,亦为民用青花瓷器。瓷胎都是用含石量很高的瓷石类原料制成。云南两窑的青花釉则为含钙较高的灰釉,而浙江江山青花瓷的瓷釉则为钙钾釉。从釉中所用色料的三氧化二铁、氧化钴比和氧化锰/氧化钴比与当地出产的钴土矿原料的氧化锰/氧化钴比和三氧化二铁、氧化钴比相近来看,可知它们都是采用当地的钴土矿作为彩料来装饰青花瓷的。也许民窑使用钻土矿色料不加精选,故其色泽暗蓝不鲜”从一定意义上说,处于祖国边远地区的云南工匠或中原地区客居云南的工匠,能够这么早就认识钴土矿并烧成青花瓷器,是对云南地区制瓷业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对当地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可以说,云南青花是继元代景德镇以后几个青花瓷器烧造地中最明确、也是内涵最丰富的一种产品,因为,其他被判断为元代烧造青花瓷器的产地,在烧造时代、品种和工艺等不少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由于云南有不少烧造青花瓷器的窑场,也有大量完整作品出土,因此云南青花的面貌还是比较清楚,它的存在,在中国陶瓷史上应有它自己的一页。
3.云南青花对越南青花烧造的意义
十五世纪,越南烧成了青花器,在这中间,可以看到云南青花对越南青花产生的影响。有关专家认为,许多越南青花具有云南青花瓷风格,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云南青花对越南青花烧造产生的影响,尽管许多越南青花瓷器在风格上也接近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如果我们能够肯定这一点,那么可以认为,云南青花对越南青花的影响是较大的,因为,十五世纪的越南青花器,现已成为国际艺术品市场中的重要瓷器品种,它虽然不能与元青花瓷器相提并论,但它已受到世界各地许多博物馆和个人收藏家的关注和重视。云南青花虽然没有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珍视,但它给予越南青花烧造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越南的北部和云南地区接壤,但这是跨国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传播,云南青花传到越南的青花原料和烧造技法,是一种国际交流,属于中国瓷器烧造技法的外传。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云南青花的出现给越南青花在十五世纪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借鉴品种,倘若没有明初或更早些时候云南青花的烧造,没有云南青料的出现,越南青花在十五世纪的烧造或许不会那样的顺利,至少,原料的使用上可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