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区至晚在明初开始烧造青花瓷器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地窑址和墓葬出土的许多器物和标本都已十分明确的说明问题。但是,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了解云南青花瓷器的源头来自何方何时。

对于这个问题,云南和各地的专家、学者已有所总结,但万变不离其宗,总得有一个源头,对于这个源头,目前还难以肯定,因为云南地区青花的烧造,滇南的建水、滇西的禄丰、滇西北的大理均代表了这三个地区的烧造潮流,分别是这三个地区的青花起源地之一。但这三个地区的青花源头是哪里,专家们没有点明。看来这不是十分简单的、马上可以解决的问题,因此,目前还有待深入探讨。

现在,我们姑且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把云南青花的最初烧造时间确定在元末,因为这是许多年来研究云南青花多年的大多数专家的基本看法。

根据出土实物的比较和判断,云南部分青花瓷器的烧造曾直接受到景德镇瓷器的影响,因为无论是从烧造器物的造型、纹饰等方面看,都比较接近于景德镇元青花。当然,最大的区别是原料,由于采用当地的瓷土,瓷胎显得较粗黄。同样釉色也呈青色或土黄色,因此有青釉青花的名称。从相当程度上说,胎土的粗黄对瓷釉显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釉色的青黄除了受胎体影响外,也有自身配制和窑炉及烧造气氛等因素的原因。因此,云南青花无法烧成景德镇元青花那样的细腻白晰而略泛青色的釉色风格。尽管如此,许多云南青花瓷器依然难以脱离植根于景德镇的元青花瓷器基本风格。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元代和明初都存在景德镇青花瓷器影响云南青花瓷器烧造的可能,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古代中原地区对西南地区有着较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北元的统治或多或少会对当地的经济文化产生影响,“元明两朝在龙(原文如此)滇推行大规模军、民、商电,40多万移民不乏陶瓷手工业者”。而且,活跃于茶马古道上的贸易层出不穷,也许就是在这种官方统治或社会经济贸易的过程中,元代中原地区的景德镇青花烧造技法传到了云南,使当地窑工受到启发,从而烧成了真正的云南青花瓷器,但目前没有这方面的历史记载,更无实物可资佐证。而从更深层次来剖析,元代中期前后传来烧造青花技术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始烧时间也不可能太早,所以,烧成后即传播到云南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从另一角度看,明初也应是一个中原文化传播到云南边陲的重要阶段。明朝皇帝朱元璋立国以后,政权并不稳固,他需要剿灭所有可能对他的新生政权带来威胁的前元敌对势力和所谓流寇。因此他不断发兵征剿于各地,其中一路兵马攻入云南境内,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将沐英,率领大军在云南征战并最终平定了当地的战事,被朝廷封为西平侯。据记载:“沐英,字文英,定速人。……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守镇江。稍迁指挥使,守广信。…洪武九年命秉传诣关陕…十三年命英总陝西兵出塞明年又从大将军北征……寻拜征南右副将军,同永昌侯蓝玉,从将军傅友德取云南”。对于沐英其人,我们并不陌生,南京出土的一件元瓷瓶就出土于沐英墓。在为皇家征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沐氏一族,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世袭封侯的待遇,他的后代在万历时期依然得到袭封,世受国恩的沐氏后代,其世袭受封自然来源于其祖沐英。

当然,这里不是要深入考证沐氏及其后裔的世系,也不是要替代表明初征战并受封于云南的沐英歌功颂德,而是要联想的是,什么时候什么人把景德镇制瓷技法带到了云南,尽管史料缺乏记载,但我们可作这样的推测:从许多器物的风格来看,某些在景德镇从业并参与过制瓷的工匠,有可能是最早的仿制者,因为不少被确定为明初烧造的云南青花瓷器具有十分明显的景德镇元青花瓷特征,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可能较难仿得如此真切。同样的,明代洪武风格明显的景德镇官窑青花器,也被当地成功仿制,如洪武青花墩子式碗这样的作品,制作得非常相似。从不少迹象看,洪武时期是云南青花瓷器发展的重要时期。据介绍:“建水窑址群中以籍贯命名的“湖广窑”,华宁县清咸丰立《重修慈云寺功德碑》载:大明洪武年间,有车姓者由江西景德镇人办厂于此。为生活之计……因亲及亲,因友及友接踵遂萃处焉”。如果这样的记载可靠的话,可以想象,洪武时期的景德镇工匠已成为这里传播技术,发展青花瓷业的主要力量。但这些工匠的来源,也值得探讨,也许直接来自于景德镇,也或许是来自于军队。沐英等明朝将领带兵前往云南时,军队中一定有工匠出身的士兵,因此可以设想,在这中间有的人或许还有在景德镇从事过制瓷的经验,他们中间的若干人也许留在当地,重操旧业,把景德镇学到的经验发挥到了云南瓷器的制作上。当然,这仅仅是推测,但这样的可能性并非完全不存在,因为,在朱元璋和元政权及其他农民起义军在江西进行交战时,就可能有不少匠人进入军队,处于兵荒马乱时期,景德镇窑业的萧条不可避免,而工匠从军在当时也必然是十分自然的事。这样的士兵于战事结束、在当地解甲归田或脱去军服,当上工匠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据正史记载,云南平定后,沐英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记载,“英沉毅寡言笑,好贤礼士,抚卒伍有恩,未尝妄杀。在滇百务具举简守,令课农桑,歲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隘浚而之,无复水患,通盐井之利,以来商旅辨方物以定贡税,视民数以均力役,球节阔目,民以便安”。另据地方志记载:“十九年,西平侯沐英请置屯田,从之。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上谕:尸部曰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力,足兵食,边方之计莫善于此,英之是谋可谓尽心矣”。因此,可以认为,明军平定西南以后,云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重要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手工

业的发展,这一个时期应是云南青花瓷器最可能的发展时期,在此之前的元末时期,或有可能已有人认识当地的钴土矿,并开始尝试在一些地区烧造青花瓷器(由于没有证据,我们不能完全肯定元末当地就已出现青花瓷器的可能性)但许多具有景德镇元青花风格的产品,或有可能是明军人滇、当地经济稳定并开始发展以后烧造的。当然,我们还应注意云南当地的考古发现情况,据介绍,“商品的流通在云南不同地区相继发现

元枢府瓷、元龙泉、禄丰发现景德镇青花窖藏,其中不乏元菱口折沿青花云龙盘,给云南青花提供了借鉴”。由于现在未见到元菱口折沿青花云龙盘等实物,所以对这方面还不了解。当然,过去都把云南青花瓷的始烧时间基本确定为元末明初,因此,如果肯定云南平定以后才是青花瓷器的始烧阶段的话,从时间上看似属较晚,如果“自洪武十四年遣将出师,至是凡九年而滇始大定””。才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的话,那么,洪武二十三年以后可能才是云南青花瓷器的发展时期,至少,那些受景德镇影响而制作的云南青花瓷器是这时期的产物。

有一点也可以成为参考依据,同样作为中国的南方边陲地区,贵州、广西等地区在元末或明初也同样可以成为烧造青花瓷器的边疆省份,但这两省却没有,遍查两省研究论文和考古报告,未见明代的贵州有烧造青花瓷器的窑场,而明代广西虽有瓷器产地,但也未闻有青花窑场。进而延伸至内地的四川,也未见有明代青花瓷窑场。至于广东福建等沿海边疆地区,虽然在明代发现不少青花瓷窑场,但烧造的时间均晚至明中晚期以后。这一情况说明,云南在元末或明初烧造青花瓷器,是具有特殊原因的,主要可能有以下两方面:一、当地有丰富的钴土矿。二、出现了懂得运用这种钴土矿进行青花瓷器烧造的人。在这两个前提下,又受到了中原地区景德镇制作青花瓷器技法的直接影响,当地开始生产具有景德镇元青花风格的本土青花瓷器。而且,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把云南青花瓷器的始烧时间,定在元末这一点还是可以探讨的,如果把“宣光九年”圆型墓志中同出的青花狮子缠枝牡丹纹罐(北元昭宗宣光九年即明洪武十二年)看成上限的话,云南青花瓷器的始烧时间是在洪武早期的十数年间似乎亦无不可,因为现在没有早于此年份的纪年作品。洪武十二年,云南尚在北元统洽之下,但两年后该政权即告灭亡,明军入滇,成为云南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但是从有关研究情况看,“宣光九年”圆型墓志中同出青花狮子缠枝牡丹纹罐的情况似乎还需要专家给予更明确的公布或介绍,因为“禄丰县城西北25公里的黑井公社石龙镇后山,约有火葬墓四百座”。但青花狮子缠枝牡丹纹罐是否一定是“宣光九年”墓出土的,过去实际上并没有肯定。以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云南未发现有明确纪年的青花瓷器,在明以前的纪年火葬墓中,也没有青花瓷出现。过去发现的元至正、至元墓志铭火葬墓遗址,由于未经科学发掘且地层关系被打破,加之火葬墓的地层关系又较混乱,多数遗址的年代从大理国一直到明末,各时代火葬墓在复杂的地形中参差相杂,所以无法确定其所出青花瓷为元代器物。目前考古发现的地层最明确的是,宣德四年墓志铭火葬墓出土的一个青釉火葬罐,在其不远处还出土了一个青花罐,地层关系也未被破坏。该罐丰肩鼓腹,绘缠枝牡丹纹。从造型和纹饰上看,和内地明初青花大罐极为相似,可以确定为明初器物”这些情况说明,云南青花瓷器烧造的上限是元末还是明初,依然有较大的探讨余地。

总之,我们不排除明朝平定云南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化进一步向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而包括当地制瓷业在内的手工行业在对汉文化和中原社会经济的吸收过程中,景德镇青花瓷器成为一种新的工艺在当地得到了传播。如果是这样的话,云南青花瓷的始烧时间可能会更晚。这可能是大家难以接受的一种看法,因为过去所说的元末明初这一概念,似乎不会晚到明洪武末或永乐时期,但明朝平定云南,开始发展经济的时间已是洪武中晚期了。所以我认为如果把云南青花瓷器的发展特别是受景德镇影响的时代,或有可能已晚至洪武中晚期以后。

                                                                              2022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