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变,宋朝宫廷中的仪器法物及日常用器被金人席卷而去,“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府库畜积,为之一空”。高宗即位,汴京城劫后余存的法物、珍玩等相继运至暂驻跸的扬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初,这些幸存之物又落入南掠金兵之手。“乘舆服饰、官府案牍无一留者。上至镇江,宿于府治,从行无寝具,上以貂皮自随,卧覆各半”;“时事出仓卒,朝廷仪物悉委弃之,“…遂失太祖神主”。南宋朝廷初到江浙,对于瓷器的需求量很大,一方面是充宫廷日用,另外还要用作祭器。绍兴十三年,宋高宗诏建祭天郊坛于行都临安城南嘉会门外,是年冬至,“始用元祐郊礼,合祭天地,设大神大示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位并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设祭器九千二百有五,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祭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缬代之”。这些祭器显然不会是出自郊坛下官窑,从另一角度说,郊坛下官窑决不会是最早为南宋宫廷效力的窑场,在郊坛下官窑建立以前,朝廷曾经在浙江等地广选瓷以生产宫廷用瓷。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名称：南宋官窑觚

李民举先生根据《中兴礼书》中的有关记载,认为南宋初年陶瓷祭器的生产地点依次是:“绍兴元年至绍兴四年,余姚县;绍兴十三年,平江府;绍兴十五年至十六年,礼器局;绍兴十九年,临安府”。近年来,在浙江慈溪上林湖附近的古越窑范围内相继发现了两处重要的南宋初年生产官窑类型青瓷和北方式刻花青瓷的窑址,即彭东乡游园低岭头窑和寺龙口窑。两处窑址互相毗邻,有研究者认为:低岭头上层的那种与传统越窑风格迥别、而与郊坛下官窑相似的青釉产品应该是“官窑型产品”,这类东西质量比较精细,“如果把北宋官窑、低岭头上层类型、郊坛下官窑的工艺制作情况作比较,那么低岭头窑址恰恰是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它和南宋“修内司窑”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低岭头窑址与寺龙口窑址中官窑类型青瓷的发现,证明了《中兴礼书》中关于余姚县生产瓷祭器的记载基本可靠,至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窑则尚待发现。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名称：南宋官窑花盆

1996年11月12日,杭州的《钱江晚报》首先报道了杭州凤凰山发现古窑址的消息,后来《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更为详细的介绍和论证。据介绍,此次发现的古址,“就在万松岭南坡与风凰山东北角向东一延伸山冈之间的山坳里,正是南宋修内司的后面,在南宋时应属修内司的范围”。此窑后经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发掘,命名为“老虎洞窑”,有研究者认为它即是文献记载中的“修内司官窑”,也有人认为它应该是元代的“哥哥洞窑”,还有人认为应该注意多种可能性,关于此窑性质和内涵的研究探讨仍在继续。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名称：南宋官窑小碗

在浙江以外,朝廷还留心过当时的青白瓷生产重地景德镇。早在元丰五年(1082）八月,宋朝就在这里设置了“饶州景德镇瓷窑博易务”。南宋初年,浮梁再度被记起,地方官张昂就曾经在景德镇为宫廷监造青瓷,并在一块青瓷片上留下了题记云“迪功郎浮梁县丞臣张昂措置监造”,发掘者推测,“张昂监陶于浮梁的时间有可能处在南宋内窑被郊坛下官窑替代的过程中,即绍兴八年至绍兴二十五年(1138-1155）之间的南宋初期”,而这片标本则可能是瓶或壶类的残片。

从景德镇出的这块标本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首先,它说明了在南宋初年,朝廷在江南地区曾经广泛撒网,让那些生产基础较好、或曾经辉煌过的窑场为宫廷生产官窑类型的青瓷器,以生产青白瓷著称的景德镇窑也在其列,可见当时效力宫廷的窑场已经超出了已知文献记载的范畴。其次,景德镇窑所生产的青白瓷虽然类似青白玉,但那仅是就釉色而言,其质感则相差甚远,朝廷所索需者并不是这类东西,而是模拟汝官窑的青瓷。张昂监烧的青瓷并不符合宫廷口味,它“胎质灰白但不细腻”,釉色青绿透明且有冰裂纹。景德镇窑胎白釉透,本不适合生产青瓷,五代时已证明了这种尝试的失败,所以南宋初的设官监烧也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第三,景德镇窑不以生产青瓷见长,但仍由朝廷指派生产青瓷,足可见当时宫廷用瓷需求量之大和御用瓷器生产之无定。由此可以进一步想到,南宋初年生产宫廷用瓷的窑场可能远不止上述几处,叶寘《坦斋笔衡》中的乌泥窑、余杭窑、续窑,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中与宋官窑产品相类的“董窑”、“象窑”等,或许都与宫廷有关。只不过它们的年代和地望,这两项关键资料在两书中均语焉不详。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名称：南宋官窑樽式炉

从《坦斋笔衡》等有关记载来看,在郊坛下官窑之前,曾经有一个“内窑”,从郊坛下官窑发掘以及传世品等多方面资料来分析,郊坛下官窑有直追汝官窑的倾向,因此内窑的存在时间不会太长。南宋官窑的建立应该有一个过程,慈溪低岭头、寺龙口以及江西景德镇等窑场生产宫廷用瓷的时间与内窑的年代可能有些是前后相继,还有些是重叠的,也就是说,并非“中兴渡江”即有修内司官窑,朝廷曾以急需而广泛设窑,最后临安官窑以质量最高、地理最近而胜出。尽管慈溪等窑场生产宫廷用瓷只是昙花一现,但宋官窑风格对浙江制瓷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宋中期以后开始走向鼎盛的龙泉窑就有鲜明的仿官窑倾向。元代杭州尚有仿官窑的“哥哥洞窑”或“哥哥窑”,元末孔齐记载:“乙未(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冬,在杭州时市哥哥洞窑器者一香鼎,质细,虽新,其色莹润如旧造,识者犹疑之。会荆溪王德翁亦云:“近日哥哥窑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今在庆元见一寻常青器菜盆,质虽粗,其色亦如旧窑,不遇街市所货下等低物,使其质更加以细腻、兼以岁久,则乱真矣”。可见这种影响还一直延续到了元代。

     南宋官窑博物馆馆藏名称：南宋官窑折沿盘

根据前面的研究,汝官窑之下限至郊坛下官窑之上限,有着少则40年、多则70年的时间跨度,在郊坛下官窑中即使有当年汝官窑的窑工供役,也只能是人数寥寥,并且其人已经年迈不堪;因此,推究汝官窑对于郊坛下官窑的影响,必须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汝官窑到郊坛下官窑之间,汴京官窑,特别是南宋初年的几处宫廷御用瓷祭祀用瓷的窑场,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从汝官窑到郊坛下官窑,这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宋代,也是中国古代陶瓷官窑制度从初具规模到基本确立的时期。这些问题是目前古陶瓷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有待更多的关注。

                           2021年10月30日

                           李鉴宸于新加坡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