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信奉道教的宋皇朝,对于祖先神衹的祭祀非常重视,绍兴十三年(1143),逐渐开始有充裕的精神与物质来恢复北宋时祭祀的旧观。这一年,礼部太常寺修立郊祀,九宫贵神坛的祭礼,景灵宫的奉祖宗衣冠行礼,在郊坛之侧建青城斋宫。郊坛的祭祀,历朝都很重视。宋朝的祭祀,祀上帝、春、夏、秋、冬祭礼及郊坛等都是国朝祀典。此年十一月以元祐郊礼合祭天地,设大神、大示并乙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位、并从祀诸神、凡七百七十有一。所设的祭器有九千二百有五件。卤簿万二千二百有二十人。到了绍兴二十五年(1155)郊增千人。在上文所述的绍兴四年享太庙、明堂时祭祀诸神凡七百六十七位,此时加入五位。由《成淳临安志》明确的记载着这些数字,应是南来后较大的祭典仪式,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记载着所使用的祭器,由于偏安于江南,国力未实,只得以应变的办法,“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卤簿应用文绣者,皆以撷代之”。这对于新的祭器制作而言,给予一个明确的方向指示,是一项很重要的改变。

虽然上述记载着绍兴十三年十一月所设的祭器有九千二百五件,但有陶有木,应该不全然是窑器。漆器自战国以来,在礼祭器及生活用器上,是不可忽略的器皿之一,也是宋朝高阶层的重要器用之一,携带方便,不易破损,因此在九千二百五件中,窑器的使用应该仍然有限。所以这一年应是南宋官窑步入量产的时期。在绍兴四年,关于享明堂祭祀时的记载中,并没提及祭器数目的相关问题。南宋这个“器应用铜玉者,权以陶木”的“应用”,事实上并非创举,自战国到汉朝,以铜器、漆器为造型、纹饰的陶器常有所见。其后,唐宋时,铜漆金银器之造型、纹饰,往往借用于陶瓷器之上。

而绍兴十三年这项特别的指示,意味着绍兴四年时还没有能力以礼制上制式的祭器及数量来举行祭祀,在绍兴十一年与金“绍兴和议”后,虽然经过了二年的养精蓄锐,祭祀礼制逐渐恢复的情况下,仍未能如北宋一般,因而只得以“陶木代之”的变通办法,以充实祭祀形式上的内容。事实上,“陶木代之”的指示使南宋官窑的器形产生了特色,南宋官窑器造型常见的如尊、觚、簋、炉、波罗子、洗,以铜器阳刚的造型为取向,与北宋汝窑以漆器柔和的造型为取向有相当不同的韵味。这些都显示着绍兴十三年以后,南宋官窑的生产,有礼祭器的需要,亦有皇亲贵族生活器皿使用上的需要,正是一个开始罚展的重要年分。

2021年10月8日

李鉴宸于澳门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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