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人的签名声势浩大地汇聚了，两会如火如荼地开完了，紧急提案也振聋发聩地递上去了，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在善良地等待着举措的出台。可是，”321事件“让我突然明白，所有前面为“暴力零容忍”所做的事情，都是一线医务界人员的自娱自乐和自欺欺人。

 报道“321事件”的文字里，那句“患者并没有与医护人员发生过任何冲突或表示过任何不满”刺激了我的神经。在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王浩医生遇难两周年纪念日的前夕，这种与医患纠纷、冲突、矛盾毫无关系的杀戮悲剧再次重演。周五的中午，大家在休息室聊天，我背对着门坐着。说起这件事，突然有人说，当时王浩就跟你一样，背对着门。。。那天北京难得天气晴朗，阳光普照，而我却不寒而栗。

 一个患了帕金森综合征的女病人跟我说起她的病情时，眼眶里泪水满盈，“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为何对我如此不公平！？”

一个27岁的痉挛性截瘫患者，入院后遍查所有可治性的、后天获得性的、代谢性的因素未果，尽管我们用最委婉的方式向她交代病情，她仍然万分失望地痛哭：“我还这么年轻！！！” 

我无语，只能用力握一下他们的手， 轻轻说声“我很抱歉”，然后匆匆走开。疾病从来不解释，从来不分善恶，医学的所有努力，无非是修改一下疾病的时间表。但是，疾病通常是有征兆的，不像人祸，就那么突如其来，就连一向在寻找疾病征兆的过程中练就了火眼金睛的医生都措不及防。

说没有征兆也许并不准确，目前多数的伤医事件都有一个共性：患者的病没看好，或者患者认为自己的病没看好。这样一来，所有不能治愈的患者都具有潜在的“征兆”了，那些在住院或诊疗期间就明确表示出对治疗效果不满意的，就更是有“明显征兆”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提高患者满意度”这个荒唐的口号。患者来医院看病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病治好，治不好谁都不满意，更何况治不好还要自己花好多钱呢？但是，疾病的时间表被修改一下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有些疾病根本连时间表都不容修改，医生怎么办？这种以结果论成败的满意度，哪怕是用跪式服务也换不来的。

如果说这种把对治疗效果的不满意表达出来算作“征兆”的话，那事先没有表达过任何不满的患者该如何识别呢？是不是但凡没有治愈的，我们都要早晚提防呢？如果说患者的不满还不一定全部都发泄在自己的主管医生身上 ，那是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被当作假想敌？！

我一向自诩具有很好的和患者沟通能力，但是在那个我背门而坐的中午，我突然明白，王浩也是一个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医生，不仅如此，他还年轻，他还与人为善，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但是，他还是被一个对医疗“不满意”的患者，一个与他从无医治关系的患者，毫无征兆地夺去了生命。当时，我天真地以为，他的遇难只是使医生队伍少了一个与死神谈判的人。两年后的今天，当曾领先于清华录取分数线的协和医大没有足够投档，当医务界流行“如果你恨自己的孩子就让他去学医”，当医学研究生的英语分数线只有37分，我才意识到王浩遇难产生的深远影响。我已不再惧怕坐在背对门的位子上，因为以这种行业萎缩的节奏，未来，我已不知道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