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明之光——埃及旅游随想之二

 　　　　　　　　　　　　　　　　刘在平

虽然开罗的整体颜值令人失望，但深入游览，会觉得不虚此行。开罗的魅力，来自于随处可见

的历史遗迹。

仅举一例：旅游车经过老城区的穆盖塔姆山时，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城堡——萨拉丁古城堡映入眼帘。森严而矗的壁垒，令人联想到英国的温莎城堡或爱丁堡，里面耸起的宫殿和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似乎满腹故事的历史老人，在诉说阿尤布王朝国王萨拉丁为抵御十字军保护开罗而战。带有浓郁土耳其风格的阿里清真寺，大圆穹顶像一顶帽子，一些小穹顶众星捧月般环绕四周，白色的顶面让这里赢得“雪花膏清真寺”的雅号。两座光塔直插云端，以８５米的高度在开罗这座“千塔之城”鹤立鸡群。整个古城堡的神秘莫测似乎在说：故事多得不计其数。其实，萨拉丁堡尽管始建于1176年，已历千年沧桑，但在埃及古建筑群中，只能算个小字辈。

如果说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浩大精湛、大英博物馆的豪华阔绰、法国卢浮宫富丽堂皇，都算得上“五星级”，埃及历史博物馆显得非常寒酸，“三星级”都够不上。但布置简陋、装潢粗糙的展厅里，却陈列着大量年代久远的稀世珍宝。“法老博物馆”的称号本身就炫耀着久远漫长，新王国时期国王及后妃们的木乃伊尊享着独特的陈列室，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保存完好，演绎着“永存的腐朽”。来自帝王谷和一些法老陵墓的黄金面具、人形金棺、黄金御座以及大量陪葬品，对于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等，应该很有价值。栩栩如生的雕像、精湛的石柱和浮雕墙等等新王国时期的艺术品，反映出那些不知名的工匠应该是造诣精深的艺术家，而他们的创造和技艺不可能是孤立的，应该是文明程度的一种折射。

但是，从游览者惊奇的目光和啧啧赞叹声中，一种思绪夺路而出：从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到罗马统治时期，古埃及有多少人力、物力、智力以及各种资源都耗费在巨大的工程之上？从方尖碑、金字塔、宏伟的宫殿、浩大的庙宇到出自陵墓的大量昂贵奢华的文物，这些古老与辉煌的背后似乎在说：几千年里始终有一台功能强劲的巨大抽水机，将王国的“水”不断地抽出来浇灌出让后世瞠目结舌的“历史遗迹”，而剩下的是干涸枯竭的社会肌体。这个埃及，这个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在“先进就要挨打”的时候挨打了，沉沦落后了；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时候又挨打了，被打得遍体鳞伤、面目全非。当然，埃及也在发展，其发展经历中也有可圈可点的闪光，如今算得上中东地区强国之一，但现代化的步履显得艰涩困苦。

埃及游览加深了一种想法：人类四大古文明现在是三种情况：一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彻底中断了；二是印度和埃及，古文明基本中断，可是变更后的国家伴随着大量历史文化遗迹有着“另一种延续”；三是中国，国家基本框架和文化的延续而基本没有中断。或许表述不够准确，以后再斟酌吧。然而，越来越觉得这种划分是必要的、有道理的。

更吸引目光的，是古埃及的纸草、硬币。尤其是那些穿越数千年而保留下来的纸草（纸莎草、莎草纸），虽然已经残缺不全、支离破碎，但上面依稀可辨的文字倔强地闪烁着古代文明之光。很幸运，旅游团同行的罗叔夫老先生，是一位造纸业老科学家，76岁，知识丰富，精神矍铄。关于埃及纸草，他作了相当专业的介绍。纸莎草在古埃及文明、人类早期文明中地位很高，不仅发挥了“纸”的功能，记载和传播了文字，而且对于象形文字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对纸莎草的使用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开始，之后有着很广泛的传播。虽然纸莎草也要经历采集、浸泡、覆盖、挤压、干燥、用浮石磨光等制作程序，但基本上属于对于自然生长的莎草的开发利用。纸莎草保存的问题较大，用于绘画时也会因水质颜料而变形，因此与真正纸张的诞生还有很大距离。接着，罗老先生详细介绍了中国造纸术，工艺复杂，程序繁多，制成品质量稳定，经久耐用，其中创造发明的科技含量是很高的。埃及导游表情复杂地说了一句：“关于造纸术究竟是哪个国家最早发明的，我这里不做评论。”而罗老先生的娓娓道来，让我心里有了一个基本的答案。

不过，记得在大学历史系课堂上，老师讲埃及纸草的时候，是和象形文字一起讲的。在埃及历史博物馆展出的纸草上有希腊文、拉丁文、罗马文、阿拉伯文等等，不同文字的出现本身就是一扇历史转换之窗，而古埃及文字更是令人兴趣盎然。

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并不成功，却有一项惊人的收获：在开罗的一处神庙附近发现了一座方尖碑，上面镌刻着神秘的文字。次年，法国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塞塔地区附近发现一块黑色玄武石碑，碑体为磨光玄武岩，上面刻着分别由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希腊文组成的三段文字。学者们断定三种文字是同一篇文献，从而找到了破译象形文字的第一把钥匙。方尖碑上刻有克利奥帕特拉的名字，于是被赋予“埃及艳后之针”的美称。后来，经过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商博良的不懈努力，进一步揭开了埃及象形文字神秘的面纱。埃及漫长的古代历史可分为前王朝时期、古王朝时期、中王国、新王国、后王朝时期、马其顿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其中还有两个中间期。考古发现的象形文字的骨片，竟然出自前王朝时期，距今至少5000年以上，上面的象形文字已经相当完整。

文字的诞生，被看做古代文明重要标志之一，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是商代甲骨文，出现在商代，大约公元前16世纪。不由得令人联想到中华文明八千年、五千年还是三千七百年的讨论。结绳记事到甲骨文的成熟，大量考古中发现的符号，到底是不是文字呢？据说”判断文明的标志”由哈佛大学教授提出，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丹尼尔在著述中阐述引申。三大标志是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而丹尼尔认为，三种标志具备两种就够了。中国大量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好像被排除在外。旅途中的思考，实在难以得出结论。不过加深了这样的看法：古代文明的诞生很难用同一的标准来衡量，前所未有的重要发明似乎都应当考虑，从而尊重文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不过，决不应当受到所谓民族自豪感或妄自菲薄的自卑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