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理主义的“一股独大”，为经济学理论的迅速发展打了一针兴奋剂、助长剂。至20世纪初，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理论体系不断完善、干支流派不断涌现，经济学开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但同时，它也开始体验到一门学科“成长的烦恼”，各个领域的学者开始反转身来对经济学短短百余年的发展史品头论足，各方面的批评使本已“早熟”的经济学不得不停下脚步，对一些最为基本的问题、对学科的方法论进行思考。这时，现代科学哲学为困境中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了理论反思的有力武器。

    古希腊哲学从本体论的层面，近代哲学从认识论层面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产生影响，而科学哲学直接从方法论层面对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产生影响。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科学哲学存在着一条重要的发展轨迹就是从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后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引入是经济学方法论成为独立学科的催化剂，没有科学哲学，就不可能有经济学方法论的学科建设。难怪国外将经济学方法论称之为“科学哲学”。

    一 、逻辑实证主义是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逻辑实证主义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对话，主要讨论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新发展以及有关的认识论问题。参与的人物主要有哲学家卡尔纳普、数学家哥德尔、米塞斯以及数学家门格尔（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门格尔的儿子）等人。这些人在马赫主义实证认识论的基础上，提倡一种新的科学哲学体系，实际上意欲建立一个指导所有科学的哲学体系，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后来，随着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相继出版，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在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逻辑实证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形式逻辑的框架和实验科学的基础，这正是现代科学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然而，我们也不能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就是逻辑和实证的简单复合。事实上，它是把经验事实作为基础，运用逻辑工具将其体系化，进而从现有体系推演出新的结论，最后以经验观察的方式来验证。可见，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议题是可证实性问题，认为事实只有诉诸观察才能决定，理论只有通过经验得以确证，并由此拒斥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倾向。这一原则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简单性原则，类似于中世纪的“奥卡姆剃刀”——“如非必要，毋增实体”，将一切不可观测的内容完全剔除。

    逻辑实证主义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就是，经济学中的经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为其在尽可能情况下强调数量和计量表示的思想观点。第一，关于科学理论的构成对经济学形式化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公理化方面，体现为数理经济学的发展。1947年，萨缪尔森所著《经济分析基础》遵循了这一要求，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方法转为一致的数学形式，被看作是数理经济学史上以微积分为基础的边际主义时代终结的标志。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形式化。阿罗、德布鲁等人引进集合论和拓扑学方法，建立了阿罗——德布鲁模型，实现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公理化。第二，逻辑实证主义的实证原则对经济学可检验性的要求，体现为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由于经济学无法通过有控制的实验方法来检验，只能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有关变量进行相关的回归分析，因此，计量经济学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关键，使经济学成为可检验的理论，从而大大增加其科学的性质。

    然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的可证实性最终将其送入了同古典归纳主义一样的休谟困境——回答这个问题，从“是”中能否推出“应该”？如果依赖于纯粹的经验观察，则势必意味着知识的真理性与必然性建立在或然性的基础之上，因为可观察的事例总是有限的。于是，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证伪主义便呼之欲出了。

    二、波普尔证伪主义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哈奇森早在1938年出版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中，公开主张将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明确引入到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进入经济学以后，使许多经济学家考虑方法论问题，认为当经济学方法论和经济学基础相联系时，它主要侧重于推理和证伪过程，主要涉及的是：理论是可证实的或可证伪的，还是不可证实的或不可证伪的，以及理论选择和理论结构的问题，尤其是经济理论中的假定和预测的关系问题。同时，经济学界开始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即侧重于对经济学中研究的一般途径的研究。主张任何研究方法都是以问题作为出发点的，逐渐形成了处理问题的目标及其设计方法。

    波普尔证伪主义引起了经济学科学性的讨论，它又提出了不同于实证主义哲学所主张的科学划界的标准。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是从观察到理论，但波普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他不完全同意康德的先天观念论，并认为那是“荒唐的”，但他强调，任何生物都有天生的反应，这可以描述为“期望”，“我们生来就有期望，生来就有知识，这些知识虽然不是先天地正确的，在心理学上或遗传学上却是先天的，即是说，先于一切的观察经验”。这是波普尔的基本立足点，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论证。

    首先，波普尔批评了证实性原则混淆了“分界”问题与“意义”问题。他指出，形而上学虽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或证伪，因而是非科学的，但却未必无意义。其次，波普尔认为，证实性原则会自然衍生出一种“免疫战略”，自动阻止任何对于理论预设的质疑。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对于完全理性、完全信息、完全竞争、零交易费用等绝对性预设的批判，非但没有动摇经济学的理论根基，反而进一步助长了唯理主义和演绎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理论建构中的压倒性优势。再次，在指出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证实性问题上的“死穴”之后，波普尔提出了“否定后件”的著名命题。在经典的三段论逻辑推理中，给了我们几个启示：第一，肯定假设前提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推理，肯定后件在逻辑上没有意义，否定后件则在逻辑上总是正确的；第二，证实思维永远无法让我们确认一个命题的真确性，证伪思维则能够对我们检验命题的有效性和适用范围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第三，这种证伪以不断试错的过程进展下去，经过一定时段的演化，能够使我们得到逼近于事实真相的理论；第四，理论的预测性功能有赖于其解释性功能的完善程度，依赖于其抵抗证伪的能力；第五，科学理论与非科学理论的划界标准即经验证伪原则——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非科学的。最后，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为科学知识规划了一条探索之路。第一步，科学家根据一个具体的现实情境，提出大胆猜测——这种猜测可能暗含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二步，用相关的经验资料对比理论猜测的结果，对猜测进行严格检验。第三步，如果理论在检验阶段表现较差（与证据不一致），则被证伪，应予放弃；如果理论在检验阶段表现较好（与证据一致），则可视为得到证认并被暂时接受。

    纵观20世纪经济学发展史，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极富理论严密性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充满了敬畏和向往，并试图运用其指导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和检验。萨缪尔森1947年在其博士论文《经济分析基础：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中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经济学理论就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他将证伪的意义放在推理的前提上；弗里德曼则在1953年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表达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体现为其预言接受事实检验和证伪的能力，把证伪的意义放在推理的结论上。

    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证伪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但一旦全盘接受则经济学的生存空间会大为缩水，因此，波普尔证伪主义在经济学这里只是打了一针“强心剂”，其局限性在于强调理论的变革性和批判性，而否定理论的传承性和保护性，因此，证伪主义还不能占据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位置。

    三、库恩的历史主义范式在经济学方法论中的重大影响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出版，标志着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形成。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和逻辑是：第一，范式。这是历史主义的中心范畴。它指的是在一定世界观指导下，人们对研究领域事实的内容、结构的一个基本判断，以及由这一基本判断所决定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工作模式等。范式本身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科学成就，对科学理论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科学共同体。它指的是团结在科学范式周围，面对共同的问题，采用共同的思想方法、判断准则和研究手段等的科学研究者群体。第三，常规科学。它指的是在一定的范式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科学活动，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其任务不是创新，而在于遵循既有范式开展具体深入的解释行为。第四，科学革命。这是针对常规科学状态而言的，指的是从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向另一种范式指导下的常规科学的转变。在常规科学稳步发展过程中，当既有范式达到一个临界状态而面临“信任危机” 时，人们会转而抛弃它去谋求建立和采纳新的范式，这种状态便是科学革命。

    库恩的历史主义提出后，对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等学科的发展都产生过较大影响。人们根据这一理论考察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共同体对于维持该时期范式的稳态所做的努力，以及经济学历史沿革中方法论意义上的转折与突变的原因、意义和影响，也就是经济学中的范式革命（包括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卢卡斯革命、科斯革命等）。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学界在纪念边际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斯蒂格勒、布劳格等著名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文章，其中有好多篇就运用了范式革命的分析路径。

    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实质上只能是范式转换，即改变某种经济学的支配地位，很难说是消灭哪一种经济学。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具体过程大致表现为如下几步：第一，从旧范式中发现问题并解放出来，进入新的情境和领域。有目的地从浩如烟海的经济现实世界中收集和选择各种经验事实和理论问题，确立战略选题和研究方向。第二，为建构新的范式提供评估各种事实和问题的意义标准和价值标准。第三，寻找和设立所掌握的具体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弄清理论内部的逻辑结构。第四，经过对新的前提预设、初始状态、边界条件进行调整测试后，初步形成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理论范式。经由此路，新的范式在尊重历史延续性的前提下才能够脱颖而出，并成为主导性分析力量。

    对比波普尔和库恩的方法论体系，我们可以发觉，前者是进攻性的方法论——侧重于概念的运动，提倡理论的批判性；后者是防守性的方法论——侧重于历史的运动，倡导理论的延续性。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主义基于对已发生事实的描摹和解释是对科学实践的一种保护甚至辩护而不是批评，所谓“存在即合理”。显然，历史主义局限性就是强调科学发展的继承性，而忽视科学发展的变革性。于是，在这种截然的二元对立中，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登上了新时代的方法论舞台。

    四、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重大影响

    无论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还是库恩的历史主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都已被综合了二者之长的科学研究纲领带来的方法论冲击波所吞没，而该方法论的创始人——拉卡托斯也由此成为经济学界的宠儿。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主要有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由最基本的理论所构成的“硬核”。它对纲领具有规定性，自身则具有不可反驳性，对任何经验事实的攻击具有免疫性。第二，保卫硬核的方论规则——“反面启发法”。它为研究者规定了什么问题不应被追寻和什么工具不适合使用。第三，改善和发展理论的方法论原则——“正面启发法”。它为研究者规定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适合使用的最好工具。第四，由诸多辅助性假设、实际理论、经验约定等所构成的“保护带”。纲领的主要活动就发生在保护带内。

    在上述逻辑基础上，拉卡托斯提出了他的科学进步观。他认为，如果保护带中的每个变化都是经验内容的增长，这意味着它预测到了新颖事实，则称之为理论上的进步。如果超余的经验内容确实获得证认，则称之为经验上的进步。科学理论遵循这样的科学研究纲领循环模式：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科学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这就充分肯定了科学研究的演进性和继承性，实现了演化与革命、理论与历史、量变与质变的统一。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以其兼具理论的保护性和科学的探索性而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一些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家据此用硬核、保护带等逻辑结构重新整理了在经济学思想和历史的沿革。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使经济学家认识到：科学的理论只有从相互竞争的研究纲领角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