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工班

班组可谓是天底下最苦最累最小的一级生产组织，凡是在生产一线干过的老职工，对工班都有很深的记忆，大伙把回工班叫做回老家，老家有说不完的故事，有忘不了的手足之情。

一、工班是一个大家庭

我在阳安线刚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在中铁一局一处八队五排当普工。也许是由于我自幼生长在贫穷的山村，青少年时期经受过社会底层艰苦生活的磨砺和一些政治活动的历练，正如《论语》中孔子的一句名言那样“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实修筑铁路与农村的水利建设和公路工程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参加铁路工作后，很快就能适应工程队那种艰苦的生活，觉得工班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工程队就是一所大学校。我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认真努力，很快就获得了组织领导的信任，被安排到一班担任班长。

当时一班的任务是配合木工班在烈金坝汉王沟大桥工地立模型，这项工作有严格的技术要求，然而当时一班的班长是一位老开山工，他虽然打隧道是一把好手，却由于不懂木工行当，负责立模型的专业木工老傅师傅，只把我们这一班青年新工当搬运工使用，浪费了大量的劳力和时间，使立模的进度非常缓慢，眼看就要当“五一铺通”的拦路虎。后来隧道开挖需要老班长这样有经验技术的老开山工去带班，于是排长就派我去一班替换他。

我虽然有一点木工基础，但初来乍到对立模的工序不熟悉，所以当时就有好几位熟练的工友不服气。在第一天上班分工时，原来担任高空作业的几名老手就故意出难题，都推说今天有病头晕不能再上高空作业。在这样尴尬的情形下，我想只有自己带头做出一个样子来才能打开局面，于是我就提出自己上墩顶。在墩顶上作业是一项又累又险的活，当时这个桥墩已打到三十多米高，班里多数人都是从基坑干起，一节一节逐步升高的，身体早已适应。而从未干过的新手，第一天就要爬到那么高的桥墩上进行作业，确实有很大的风险。于是，有几位好心的工友都一再劝我不要冒这个险。但是，我如果打不响今天上班的这头一炮，不仅眼下的工作安排不下去，以后就更没有人听指挥了。这时幸好熟悉高空作业的工友小邓看到我的难处，他就主动提出跟我一起上。

那天上午，当我一鼓作气通过爬三十多米高的绳梯到达大桥墩顶时，累得两眼直冒金星，全身早已被汗水湿透。这是我平生以来第一次担任高空作业，幸亏有机灵能干的小邓，给我介绍高空作业的基本要领和操作程序。没想到我们两人不仅一上午就顺利完成了当天的任务，而且还看出了原来立模进度缓慢的根本原因，想到了省力省时提高工效的改进方法。随后在地面组装新模型时，我又很快取得了老傅师傅的信任，他放心地让我与他一样，各带一组人同时进行组装，这样就使功效提高了一倍，原来完成一节模型的安装任务需要5天时间，现在两天就能完成。从此以后全班职工不仅言听计从，再也没有不服从分配的现象发生，而且朝夕相处情同手足，苦活重活都争着干，抢卸水泥时每人都能一次扛3袋。即使我后来

我们队在进入阳安线中段马鬃滩工点后，医务室的张大夫经常要外出到其他工点巡诊。由于我曾经学过医，就成了新工地的临时替补医生。有一次半夜出诊去给四排一个重病号看病，当我给他诊治完毕回到宿舍休息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待我一觉醒来时，看到窗外的太阳已有老高，床边箱柜上放着一碗稀饭和馒头咸菜，知道这是好友张贵期因我熬了夜熟睡未醒，替我买回的早餐。

我匆匆吃过早餐来到工地，大伙一见我就关切的问道：“老王，你昨晚半夜出诊去给人看病，现在不好好在宿舍休息跑来工地干啥？”我说：“你们早晨起床时为啥不叫醒我？害得我睡过了点。”这时小张急忙解释道：“大伙起床时都担心把你吵醒了影响休息，所以洗脸、吃饭、上工都是悄无声息的。”我一听到全班工友们都对我这样关心体贴，觉得特别的欣慰，感到工班真的就是一个亲密的大家庭，同这样一帮好弟兄朝夕相处，吃一点苦受一点累也是温馨的。

二、朝夕相处显真情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过去不以为然，总认为当工人靠劳动技能吃饭，哪有那么复杂？谁知排里有一位“政治组长”可能觉得我盖过了他的风头，成了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江湖矛盾就显露了出来。这个政治组长后来与搞派性的崔副队长，联合对我进行政治陷害，把我发配到了二排当工人。

在这之前，我没有与二排打过交道，除了排里的团小组长和宣传员，其他人都不太熟悉。因为在我之前已有两名其他排的班排长失意后下放到二排，所以他们心里都明白，我也是被“发配到沧州的林冲”。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明白自己现在身处逆境，只能低调行事夹着尾巴做人。

二排原是全段有名的能打硬仗的“隧道突击队”，工友们大多是个顶个的开山能手。杨班长见我的体格比较文弱，上班时，就有意分配我与班里的1号风钻手“莽二哥”做搭档。“莽二哥”看起来人生的虎头虎脑没文化，干活莽撞，可平时待人却很随和厚道讲义气。他处处把我当小兄弟看待，打风钻只让我给他当副手，抬原木他总是扛大头。有了好烟，也总是毫不吝啬地动员我“来一颗，解解乏！”

“莽二哥”名叫王生富，老家在商洛山区，自幼没上过学不识字，在请人帮他写家信时担心有人拿他开心，就让我为他代笔。“莽二哥”是一名大龄青年，由于家庭条件不太好，谈对象比较困难。今年春上专门休假回家相亲，在家呆了一百天，一连谈了十二个对象，直到最后一个才谈成结婚。由于超假太多，“莽二哥”纪律观念强，办了喜事后只度了3天“蜜月”就告别新婚妻子回到了工地。班里的工友们都很同情他，在我帮他写家信时，怂恿我说假话把她的新婚妻子叫来队上探亲。小两口恩恩爱爱难舍难分，在马鬃滩工地住了半年后又一同搬迁到梅七线。

班里还有一位写得一手好字的退伍军人老何，他性格内向为人低调诚实，也是与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漂亮老婆的照片和家信都毫无保留的拿出来，让我分享他家庭幸福的喜悦。可惜在我调往十队工作后，老何和莽二哥这两位朝夕相处无话不谈的好友，在梅七线工地的一次隧道塌方事故中不幸遇难。噩耗传来，使我悲伤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至今都难以忘怀。

为了纪念二排工友们的这一段深厚情谊，我写了一篇《代写家信的故事》，分别在《铁路建设报》和《铁一工运》杂志上发表，并被收录在中铁一局建局七十周年纪念征文《筑梦路上》。

二排还有一位新婚不久的工友老屈，因为他的新婚妻子还不懂得妊娠反应的体征，误以为患了心脏病，天天嚷着要去医院看病。老屈怕她吃多了药对胎儿不利，在闲聊中得知工友老党早已结婚生子有这方面的经验，又知我学过医生，就密谋请我们二人在星期天假冒大夫去他家，给他妻子讲妊娠方面的知识。那天上午，老屈把我们两人一领进他家，就假模假样满脸堆笑地向他老婆介绍道：“小玲子，我见你这几天身子不舒服，今天正好碰上两位中医大夫下基层，就请他们二位来给你瞧瞧。”假扮中医就要切脉，但工友老党不好意思去拉这个漂亮小媳妇的手，我就灵机一动欲借机开个玩笑，让老屈找来一根白线进行悬丝切脉。谁知那山里的妇女虽然没文化，人却十分机灵。她一见用白线来缚手腕就认准是耍戏她，立即就黑下脸来发怒道：“我看你们二位根本就不像一个正经大夫，一没穿白褂子，二没拿皮管子（听诊器），还串通一气想把我们山里妇女当猴耍哩。不用猜，你们两个肯定是我家哈怂老屈的狐朋狗友！”老屈看到这个“骗局”露了馅，就赶忙打圆场道：“我说小玲子呀，你老土去吧！他两个是从大医院下基层来的中医先生，是我好不容易请来的客人。中医先生用手指头拿脉是不用听诊器的，而且到职工家里来走访是不穿白大褂的，至于用白线嘛，那是一项诊病的新技术，就像打电话一样，只要一根线就能传到千里之外。你错怪了两位客人，还不赶紧赔礼道个歉！”老屈很会随机应变，几句话就哄得他那个机灵的小媳妇半信半疑。于是老党就乘机一本正经地讲述起妇女妊娠反应的体征来。其实山里的姑娘结婚后特别关心怀娃的事，当她确信自己的身子已经有喜，脸颊顿时就泛起了红晕。

三、善解人意的龚排长

我在二排与工友们和睦相处未受歧视，还得益于有一位善解人意关心下属的好排长。我来二排不久，他见五四青年节快到了，就热情地对我关照道：“团支部的工作是一种社会活动属于公事，单靠业余时间是不够的？今后凡是青年团组织的活动，你需要多少工天，只要给班长打个招呼就行。你现在是我们二排的人，你把全队团员青年的活动搞得风生水起，也是我们二排的荣耀，理应大力支持。”由于有龚排长这样善解人意的好领导，有班组长的热情支持，使我在调出五排的半年时间里，也过得还比较顺心。

崔副队长见我被他发配到二排后并没有受到歧视，就想寻机找茬继续进行打压。有一次我们全排在隧道工地上大夜班，大伙累得在工间休息时斜靠在木板上躺了一下，不料被他碰上就抓住我不放，企图借此再打一棍子，使我彻底倒下去，永远不能雪冤。

其实崔副队长的这一套拙劣表演，也只有吓唬缺乏阅历的年轻人，而经过“文革”过来的老工人是心明眼亮的。崔副队长原是文革初期队上一个造反队的小头目，臭名昭著，老工人都叫他“崔大炮”。可敬的龚排长是具有十几年工龄的老职工，对崔大炮的底细了如指掌，他看清了崔大炮寻机找茬迫害一个青年人的实质而忍无可忍，当场就撕破脸进行了勇敢地反击，为我解了围。龚排长的这一担当使我感动不已至今难忘。

四、否极泰来，忘不了朝夕相处弟兄情

为了提防崔大炮再一次寻机找茬，我经过这一次风波后也就更加小心谨慎。我们排出了隧道又转入到紧张的整道工作中，这项工作对技术质量和安全的要求很高，一点都马虎不得，如果钢轨未拨正到位、道渣未砸实，就经不起火车的碾压而发生脱轨事故。拨道时为确保人身安全，全排人的动作必须保持高度一致，如果有人思想不集中动作慢一拍，钢轨那巨大的反弹力就会造成人的生命危险。幸好全排职工纪律严明、团结一致，真正做到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拨道任务而转入砸道。那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在火辣辣的太阳下，我们整天手握一把沉重的道镐，如同机械人一样举上砸下总是汗流满面。我看到班里有人中暑晕倒后，在路边稍许休息一会又接着继续挥镐，联想到全排职工过去几次顺利完成隧道抢险的任务，觉得这个排真是一个团结友爱、能打硬仗的优秀集体，于是就萌生了要下工夫好好为排里写一篇报道的想法。然而我才开始打腹稿，就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调我去第十工程队任政工干事，并要求立即动身，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一直没有动笔。

我临走的那天早晨上工前，龚排长专门召集全排职工整队集合，宣布了我被调往十队的人事命令。当时，那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工友们突然听到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大伙围成一圈紧紧地拉着我的双手久久不放。过了好一阵子，有人拍着我的肩膀道：“好老弟，你真是大神不露真像，原来你不是发配沧州的林冲，而是暂时来我们排过渡的呀！”

我调往十队后，八队划归到新组建的第四工程段。后来崔副队长因派性问题被撤职下放到四段工地材料场当工人，而我却有幸从一处三段调到了局政治部组织部工作。

回想当年我在一处老八队的工班里，虽然只待了短短的两年时间，调往十队后就天南地北地奔波转战几十年，很多往事都已渐渐淡忘，但与工班弟兄们在工棚岁月朝夕相处的日子，特别是在遭受诬陷打压的逆境中，受到同情信任和照顾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上世纪末国有企业大搞改制下岗分流的浪潮中，工程队学习“鲁布格”经验变成了项目队，全局5万多职工一百多个项目队分布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有的职工长期待岗在家，有的分流到“第三产业”自谋生路。有幸留下的职工，也不知被优化重组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机会再方便回去与他们相聚。

我们在阳安线参加工作以来，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也不知当年那些同我一起住工棚、扛风钻的铁哥们，他们在企业改制以及退休后的生活究竟怎样了？心里始终是一种牵挂。2019年中秋节，当我看到已经退休回家的一群老战友，大家齐聚一堂在池河镇兴高采烈亲密相聚的合影时，兴奋得好几天都难以成眠，一幕幕往事就像放电影一样清晰的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