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给我讲过一件旧事。某一天，她的那位对文字极度偏爱的师兄，骑着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城市，只为让她看一句译文——调整一下文字，将其间的逗号后移，整个句子就完美无瑕了。这个小小的细节，却被我深深地记住了。

不过，相比大作家们，这真不算什么。“作家病”一旦爆发，那真的就没救了。

伍尔夫曾经抱怨：“我现在写作的笔太软、太脆弱了”，“我用这样恶劣的笔尖，能写出什么东西来呢？”尽管成名之作都是口授给别人完成的，歌德依然对“书写”的过程严格控制：“羽毛笔不能削得太短，也不能太长；羽毛必须除掉；墨迹未开的纸页必须在炉前烘干，而不能用沙来吸干；这一切都必须无声无息地进行，不能打扰他的专心致志。”还有吉卜林：“不能用铅笔来创作小说，只能用墨水，颜色愈黑愈好。”

连写作时间和姿势都大有讲究。列夫·托尔斯泰选择早晨写作，福楼拜习惯于通宵达旦地伏案疾书，安徒生在幽静的森林里构思他的童话，剧作家柯汉则喜欢在列车上写作，特意长年包下特别列车上的客厅。对于海明威站立写作，马克·吐温、史蒂文森一定很不屑，他俩更愿意卧在床上写。法国的剧作家罗斯特更绝，他情愿泡在浴缸里……

还有那些故作高深的与世隔绝者。写出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后，塞林格就隐居山林，每天早上携带饭盒，从住所跋涉至只有桌椅板凳的小屋写作，反正90多英亩的私家林地足够折腾。他还动不动就销声匿迹，弄得一大群人跟在背后苦苦找寻，越消失越引人关注。

这些著名的“病患”，我望尘莫及。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那个亲切有趣、写随笔的女编辑安妮。美国当代作家安妮·法迪曼正在找自己的钢笔——一支用了多年的派克牌51号钢笔，五年级时小男友送的。她用它写诗，写早期作品的第一稿，对它珍爱备至，从不带它外出，可是，它却突然无影无踪了。为了它，安妮走遍卖二手钢笔的商店，拿着过去那支笔写过的字条，可怜巴巴地跟人家说，“我要的就是这般粗细的笔迹”。

如果安妮把这些片段发到“朋友圈”里，我一定不停地点赞。我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们是同路人：都对某一支笔情有独钟，都是被书“砸死”的命，都热衷于在文字里逗乐。我找到了所有能找到的安妮的著作，不多，只有三本，带着淘气的神情和生活的意趣，身姿轻盈地站在书架上，冲我眨眼睛。

其实，喜欢一个人的作品，当个读者就好，他们的某些字词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的个人癖好有时候真的很奇葩。当歇斯底里的伍尔夫或者装神弄鬼的塞林格真出现在你面前，没准儿会吓你一大跳。既如此，不如“见字如晤”，悠然自得地穿行于文字里，就算有些偏执的爱好，那又如何？  

题图为塞林格

 （摘自《廉政瞭望》2017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