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宋教仁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农林部长。一天，秘书传来好消息，说宋教仁草拟的关于试种良种麦苗的计划，袁世凯已批准，相关的费用请示也通过了。他问这个款什么时候能够拨下来，秘书回话说：“批件已到了财政部，一周之内应该办好。”宋教仁非常高兴，特意招来几位农艺专家研究进一步的方案。

然而，说好的经费财政部只拨了三分之二。宋教仁责问为什么，财政部答复说另一部分将直接拨给采办部门。宋教仁表示同意。

资金到位了，试验种植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可一个月过后，宋教仁去察看时，发现试验规模并没有原先计划的那么大，采办人员解释说财政部和他们沟通过了，反正是试验，他们有困难，让适当压一下规模，该拨的款先拨一半，等成功之后会酌情追加。宋教仁听后立刻火了，直接到财政部理论，财政部领导自知理亏，闭门不见，宋教仁直接找到袁世凯，袁世凯好言相劝，要农林部和财政部和气商讨，可宋教仁寸步不让，对袁说，钱的请示你都批准了，财政部没有权力扣压，表示该拨的钱一分也不能少。最后，财政部不得不把所有款项全部拨到位。

这年7月，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而辞职，内阁相关部长也都辞职，宋教仁辞去了农林部长的职务。在办理交接时，内务部长赵秉钧向袁世凯报告：“总统，有一件事非常奇怪，在各部部长上任的时候，按照您的吩咐，给每位部长都送了一本银行支票簿，让他们随意取用。这次，各部部长辞职后都把本子交了回来，而且大部分都用了，唯独宋教仁没交上来，是不是忘记了，还是被他拿走了？”

袁世凯听后拿出一个信封，示意赵秉钧拆开看，赵秉钧打开一看，是一本空白的支票簿，上面附了一个便条，写着：谢谢好意，惟不敢乱花。原来，这是宋教仁托人给袁世凯送来的。当时内务部送来时不好推托，他只好暂时收下。但这笔钱他分文未动，借这个机会便把它还了回来。赵秉钧看后唏嘘不已。

袁世凯感到过意不去，听说宋教仁要回家乡看看，便送来一套西服，宋教仁收下了，袁世凯心里得到了一点安慰。可他不知道，宋教仁在结算工资的时候，顺便让人把西装的钱扣下了，命人交到了赵秉钧手里。

宋教仁公私分明，为国办事，为公办事，他分毫必争，但为己，他从不多拿一分，多占一厘。

 （摘自《各界》2017年第1期 程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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