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两个儿子当中，曾国藩显然更喜欢曾纪泽。从很小开始，纪泽就表现出突出的读书天赋。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十，这一年纪泽才虚岁十一岁，没有任何人要求，他自己突然写了一首四言诗。四言诗是上古诗体，不好掌握，何况这首诗的内容是歌颂大舜征讨有苗这段古老的历史。诗写得不错，通顺可读。曾国藩看了之后，无论如何不信是纪泽自己写的。所以第二天又和一个朋友一起专门给纪泽搞了个面试，当场出题。结果纪泽做出来的文章居然能够文清句顺，斐然可观。

曾国藩大喜过望，特意向老家人写信汇报。看来曾氏家族后继有人，这个孩子确实有点天才，将来应当会有些造化。

对于这个聪明伶俐的长房长孙，远在湘乡的曾国藩的父亲更是寄予厚望。早在曾纪泽十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专门写信给曾国藩，嘱咐他将来一定要让纪泽认真学习作八股。连九弟曾国荃也在家书中郑重建议让纪泽早点开始作八股。

在传统时代，像曾纪泽这样的官宦子弟，人生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读书应考“做大官”。老曾家的人大部分在读书方面天分不高，好不容易出了一个“读书苗子”，全力鞭策驱驰他在科举路上奋斗，似乎是不二的选择。但是曾国藩却不这样想。对这个孩子的人生道路，他有自己的想法。

虽然自己科举过程整体上还算顺利，但曾国藩终生对科举抱有一种非常反感的态度。因为科举一途难度太高，偶然性很大。传统时代，连考个秀才都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百分之九十八的读书人会在这一步被淘汰掉。

一个人要想科举成功，必须投入十多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全力攻读范围极窄的应试教材。如果科举不成，“高不成低不就”，很容易成为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废人。即使科举成功进入仕途，那又如何？曾国藩身为官场中人，对官场的势利和虚伪深有了解。大多数读书人在官场上沉浮多年，混到的是些微功名利禄，丢失的却是初心和人品。

所以曾国藩一直说科举一事“误人太深”。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读书重在明理，只有明理，才能快乐。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

对于父亲和兄弟的殷殷嘱咐，曾国藩并不同意，他回信说，孩子过早作八股有害无益，即使要学，不妨晚几年再开始。

曾国藩的意思是四年之后，也就是纪泽十四岁时再学八股。在此之前，先让孩子学有用之学，打下良好的学术基础。

但实际上，这只是曾国藩的敷衍之说。到了纪泽十四岁那一年，曾国藩并没有践行诺言，以至老父亲不得不又一次去信催促：“尔教子宜急教做文章，学小楷，慎勿以予言为非，鄙而勿听也。”
但是一贯孝顺的曾国藩仍然拒不从命。咸丰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纪泽已经十六虚岁，曾国藩在家书中仍然表示坚决不让纪泽学作八股。

对于曾国藩如此抗命，曾麟书也无可奈何。好在曾纪泽身上有一个“荫生”的资格，也就是有额外的做官机会。所谓“荫生”，是朝廷给中高级官员的一项特殊“福利待遇”。清代“四品京官以上，三品外官以上，皆得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经过吏部的简单考试，即可为官。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曾纪泽就获得了正二品荫生资格。按规定将来可任“主事”，也就是获得正六品的官衔。正因为有这条退路，才让曾麟书不至于在这个问题上和曾国藩气急败坏。

不过大家子弟凡有能力尝试科举的，都不会直接通过恩荫为官，因为在当时社会，只有科举出身，才“够牛”、“够份儿”，才有机会入翰林，做到大学士。但是曾国藩却不想让纪泽在科举上浪费时间。

不光是对纪泽要求如此，对没有荫生资格的另一个儿子，曾国藩一开始也并不主张他学八股：“纪鸿儿亦不必读八股文，徒费时日，实无益也。”

直到二十岁上，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曾国藩才让纪泽花了一段工夫来专门学习八股。但是毕竟时间太短，所以虽然古文写得很出色，但是纪泽的八股文却写得平常。光绪四年(1878年)夏，曾纪泽入京叩谢袭爵之恩，慈禧太后问曾纪泽能作诗文否？曾纪泽回答，自己“别的诗古文还学过，就是不会作考试之文”。

在家族的压力下，曾纪泽也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那就是咸丰八年的湖南乡试。不过曾国藩父子对这次考试都不太重视。成绩还没出来，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

不出所料，纪泽没有考中。曾国藩写信安慰说：“纪泽照常读书，不作悻悻之态，余亦欣慰。”
这一次之后，曾纪泽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

（摘自腾讯大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