嗓门最大、话最多

52岁的毛阿敏坐在一群年轻记者中，说话很放松。以她为核心的对话体系中，没什么严肃内容，屋子里动辄爆出一阵笑声，她的笑声最大。

有人问起她一贯以来给人的端庄形象跟现实不太符合，她端坐在椅子里，音调提高八度，睁大眼，带着上海女人特有的发嗲音调，否认这个模式化的说法，“我这个人一点都不端庄!”接着，她又故作委屈地把音调放低，“我（的形象）是被塑造的，尤其中央台那些晚会，每次我都穿高大上的礼服，被塑造成高大上了。”她用抑扬顿挫的节奏，像滑稽戏演员一样，逗得周围人直乐。

把自己拉下神坛

毛阿敏的好友刘欢说，她是个开朗的人，“她总是大声谈笑，从不讲自己困难，也不会诉苦。”凡是有朋友聚会的饭局，只要毛阿敏在，一定是她嗓门最大、话最多。上海滑稽明星王汝刚笑称毛阿敏的性格“痴头怪脑”。

2000年，在国外待了四年的毛阿敏，缴纳了81万罚款，拿到完税证明后归国。随后，她以红色露背长裙的造型在央视登台，唱了《同一首歌》与《思念》。2010年12月31日，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她出道以来的第一次个唱。2015年12月31日，她又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开唱。

五年前的演唱会上，她跳着热舞唱麦当娜的英文歌，跳着骑马舞把《江南style》和《最炫民族风》串在一起。2015年，她把自己30年的好友董文华请来做嘉宾，安排了西北风歌曲环节，又把这一年最流行的《五环之歌》《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编排在一起，准备以热舞伴唱。

她把自己拉下神坛，做一个最接地气的歌手。“我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也跳骑马舞，一桌人笑得乱七八糟。”毛阿敏说，自己在台上很正经，其实台下就是个大大咧咧的“十三点”，“我从来不发朋友圈。有一天手一抖，发了一个算命的到朋友圈，好多人给我点赞，我都不懂，不会删。我也不会弄电脑，我两个孩子比我强太多了。”

人生开始豁达

毛阿敏如今的状态，丝毫不像是经历过人生低谷、曾经以一把安眠药试图结束生命的歌坛一姐。她以敞亮甚至有点马大哈的气质消解了人生曾经给她的磨砺。“从国外回来，我豁达了很多。我对名誉和金钱的豁达，是真的从骨子里头，不是吹的，不是面上的东西。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听从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毛阿敏坦言，现在的她已经不在乎金钱、名誉和地位，就连女人惧怕的年纪、外貌和衰老，她也不放在心上。

“平时我从来不化妆，我也没怎么保养，就是早睡早起，吃素，过着农民的生活。”早年，毛阿敏的形象是浓烈妆容、大垫肩、大摆长裙，人们回顾起那个时代，从审美上都觉得土，她却不以为然，“不要摆脱以前那种很土的形象，我没有想让大家忘掉那个阶段。有那个阶段才有我的今天。”

在12月31日的“如果时光留不住”演唱会上，毛阿敏把这30年来不同时期的礼服重新穿出来，让人们看到时光在她身上流转的真实痕迹。制作演唱会海报时，主办方觉得海报放大了，她笑脸上的皱纹也会放大，但毛阿敏不让修图，“干吗要修图？我这个年龄要是没有皱纹是不对的。”

有激情的家庭主妇

如今，毛阿敏更重要的身份是11岁女儿和9岁儿子的母亲。她说，不是孩子们需要她，而是她更需要孩子。她从来不允许自己缺席孩子的成长，在孩子眼里，她就是个热情、唠叨、严厉、做饭很好吃的母亲。

为了让家人吃到放心的蔬菜，毛阿敏在北京郊区租了几亩地，开垦菜园，养猪养鸡鸭，她很骄傲，孩子们吃的鸡蛋全来自自己养的鸡。但凡有空，她就会去趟菜园，有时带着两个孩子，在空阔安静的菜地里种菜、摘菜，“夏天可以摘玉米、茄子、西红柿，看满地的菜绿油油的，心情不要太爽。冬天就只有萝卜、白菜，没什么可看的了。”

“我很适合做家庭主妇的。”毛阿敏说，她是个生活得很有激情的家庭主妇。相比做歌手，亲自带孩子的家庭主妇其实很累，尤其孩子上学以后，她的生活更是忙碌，“但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摘自2015年12月25日《第一财经日报》  吴丹文）

演唱生涯　　1990年，我突然迷上唱歌了。

　　1990总是特殊的，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而我对我的写作似乎也失去了信心。可我才26岁，总得做点什么。就在那样的迷惘里，我所供职的学校突然搞了一次文艺汇演，汇演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同事、女高音王学敏老师，她上台了。她演唱的是《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她一开腔就把我吓坏了，这哪里还是我熟悉的那个王学敏呢？礼堂因为她的嗓音无缘无故地恢宏了，她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她。作为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得承认，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到所谓的“美声”，我不相信人类可以有这样的嗓音，想都不敢想。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悄悄来到了南京艺术学院，我想再考一次大学，专业就是声乐。我想让我的青春重来一遍。说明情况之后，南艺的老师告诉我，你这样的情况已经不能再考了。我不死心，又来到了南京师范大学的音乐系，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样。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推开了王学敏老师的琴房。我没有绕弯子，直接说出了我的心思，我想做她的学生。

　　我至今还记得王学敏老师的表情，那可是1990年，学唱歌毫无“用处”，几乎吃不上饭。她问我“为什么”，老实说，我答不上来。

　　如果一定要问为什么，我只能说，在20岁之前，许多人都会经历四个梦：一是绘画的梦，你想画；一是歌唱的梦，你想唱；一是文学的梦，你想写；一是哲学的梦，你要想。这些梦会出现在不同的年龄段里，每一个段落都很折磨人。

　　谢天谢地，王学敏老师还是收下我了。她打开她的钢琴，用她的指尖戳了戳中央C，是1，让我唱。说出来真是丢人，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更别说怎么唱了。王老师对我失望之极，她的眼神和表情都很伤我的自尊。古人说“不耻下问”，是这样的。

　　声乐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打开”，所谓打开，你必须借助于腹式呼吸——只有这样你的气息才有力量。王老师告诉我，婴儿在号哭的时候用的都是腹式呼吸，狗在狂吠的时候也是这样。

　　可我已经用胸腔呼吸了26年了，要改变一个延续了26年的一个生理习惯，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老师不厌其烦，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她一遍又一遍地给我示范，我就是做不到。

　　如果有人问我，你所做过的最为枯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无疑是练声。“练声”，听上去多么的优雅，可文艺了，很有“范儿”了，还浪漫呢。可说白了，它就是一简单的体力活。就两件事：咪，嘛。你总共只有两个楼梯，沿着“咪”爬上去、爬下来，再沿着“嘛”爬上去、爬上来。咪——，嘛——；咪——，嘛——。还挨骂。我这是干什么呢？我这是发什么癔症呢？回想起来，我只能说，单纯的爱就是这样，投入，忘我，没有半点功利，就是发癔症。

　　小半年就这样过去了，我还是没有能够“打开”。我该死的声音怎么就打不开的呢？用王老师的话说，我的声音“站不起来”。突然有那么一天，在一个刹那里头，我想我有些走神，我的喉头正处在什么位置上呢？王老师突然大喊了一声：“对了对了，对了对了！”我吓了一跳，怎么就“对了”呢？再试，又“不对”了。

　　初学者都有一个不好的心态，不会走就想跑。我给王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想向她学唱“曲子”。王老师一口回绝了。根据我的特殊情况，王老师说：“先打两年的基础再说。”这句话让我很绝望，我是学唱歌来的，一天到晚“咪咪嘛嘛”，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个人来到足球场。我不夸张，就在这样一个漆黑而又空旷的舞台上，每个星期我至少要开三个演唱会。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离足球场不远，我想我的歌声是可以传递过去的，因为他们的声音也可以传过来。传过来的声音是这样的——

　　“别唱了，别唱了！”

　　别唱？这怎么可能。唱过歌的人都知道一件事，唱在兴头上，你让他不唱他就不唱了？开玩笑。士可辱，不可不唱。

　　可我毕竟又不是唱歌，那是断断续续的，每一个句子都要分成好几个段落，还重复，一重复就是几遍、十几遍。练习的人自己不觉得，听的人有多痛苦，不要想也知道的。

　　——“很吓人的毕老师。”

　　——“我们都叫你‘百灵鸟’呢。”

　　我不怎么高兴。我这么一个成天板着面孔的人，我怎么就成“百灵鸟”了？一天夜里我终于知道了。王学敏老师有一个代表作，《我爱你，中国》，第一句就是难度很大的高音——“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也想学着唱。夜深人静，当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百灵鸟”的时候，嗨，我可不就是一只百灵鸟么。

　　一年半之后，也就是1992年的10月，我离开了南京特殊师范学校，到《南京日报》去了。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我的演唱生涯到此结束。我提了一点水果，去琴房看望我的王老师。她自己也知道，她不可能把我培养成王学敏，但是，王老师说：“可惜，都有些样子了。”

　　前些日子，一个学生给我打来电话，我正在看一档选秀节目，附带着就说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学生问：“如果你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你会不会去？”我说我会。学生很吃惊了，想不到他的“毕老师”也会这样“无聊”。这怎么就无聊了呢？这一点也不无聊。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不经历“难以自拔”的人永远也不能理解，有些人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发出声音的。我喜爱那些参加选秀的年轻人，他们的偏执让我相信，生活有理由继续。我从不怀疑一部分人的功利心，可我更没有怀疑过发自内心的热爱。年轻的生命自有他动人的情态，沉溺，旁若无人，一点也不绝望，却更像在绝望里孤独地挣扎。

　　23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去王老师的琴房上过一堂声乐课。因为长期的熬夜，更因为无度的吸烟，我的嗓子再也不能打开了。我的生命就此失去了一个异己的、亲切的局面。——那是我生命之树上曾经有过的枝丫，挺茂密的。王老师，是我亲手把它锯了，那里至今都还有一个碗大的疤。

    （摘自《写满字的空间》，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