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杂谈 |
http://ww2/large/7d6f4181jw1eq1sck15dsj21al0wtdpa.jpg
1941年,英茵与顾也鲁出演电影
http://ww2/large/7d6f4181jw1eq1sd60rqnj21at0wtnam.jpg
1942年2月,《万象》号外“英茵女士千古”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文汇报·笔会》兼职。一天,我在来稿中发现上海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左泥寄来的一篇小稿,题目叫“由阮玲玉想到英茵”。文章介绍了她的身世:英茵,北旗人蒙族,1934年因主演《健美运动》在电影界初露头角,不久主演话剧《武则天》成名,1936年进明星影片公司,拍摄过《十字街头》《压岁钱》《社会之花》《梦里乾坤》等片。1937年,在话剧《日出》中演陈白露,引起轰动。她还参加过《赛金花》《世界儿女》等影片的拍摄。
英茵自杀前与平祖仁热恋。平祖仁毕业于暨南大学,后留校,与郑振铎先生是同事。“八一三”上海沦陷,平为国民党特工人员,向重庆国民政府送出了不少情报,1941年底落入汪伪特务“七十六号”魔窟。为了严守秘密,他忍受了种种酷刑,不肯屈服,1942年1月被害。
平祖仁遇害后,汉奸特务还想从他身上追寻线索,因此朋友与同道无法帮助安葬。英茵深谙个中情况,出面在影艺圈中募集了一些钱,将平祖仁安葬在万国公墓。不久,自己在国际饭店服毒自杀。服毒前留下了一封内容晦涩的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老板陆洁,内容大致为“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你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英茵1月19日”。
据有材料称,平祖仁在任上海对日情报站负责人时,英茵是其手下重要干部,英茵奔波于重庆、上海之间,从事抗日情报传递。当时,上海有七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若干件是她乔装成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有9名日伪人员被以上述方式暗杀。日伪在逮捕平祖仁时,对英茵身份已有怀疑,并对其盘查传讯。为了像平祖仁一样,永不泄露秘密,英茵选择以死相抗。
英茵死后,日伪报纸曾以“殉情”为题大肆渲染,想用此掩盖其罪恶嘴脸。但是,著名作家郑振铎作为此事见证人,写了《记平祖仁与英茵》一文,郑在文中说,“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和叙事诗的。”
左泥文中说,就此事“曾就教于文艺界一位与平祖仁同乡的老同志,他证实平祖仁参加的虽系重庆方面的组织,但他是一心为抗日而牺牲的志士”。
左泥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安徽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是位老先生。在信中他说,对左泥文章深有同感。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谋生,知道此故事,并还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左泥文章中提到的那位老同志与平祖仁、英茵交往颇密切。那位老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平祖仁与英茵是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在上海沦陷之时,两党人员共同携手,对抗日伪。因此,他们既是同乡、朋友,又是一致抗日的战友,彼此经常会交换一些敌伪的活动信息。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对这段往事没留一个字。1951年重印《蛰居散记》时,因“种种原因”,郑振铎删除了《记平祖仁与英茵》等几篇文章,不再收入其中。于是“一个可以写成伟大戏曲或叙事诗的悲剧”,被丢弃在尘封的历史仓库里。
历史性的遗忘,多年后还在继续。近时读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这部自传很生动,作者从自己家史讲起,写到自己的“谢幕”,向人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但写到英家历史时,作者提起他的大爷说:“近来我们在找他的后代,直追查到上海早期一位漂亮、有名的女演员,据说是他的女儿。她保留了他的姓,姓英,名茵。她于1938年正当年时自杀,与阮玲玉相似。女性解放,在那个年代是刚开始的事。当时社会与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厉害。像阮玲玉、英茵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不幸与坏男人结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英若诚的这段历史回忆,不说其时间上有误,对英茵与平祖仁的评论,有违历史的真实、公允,仿佛英茵当年的自杀是结识了“坏男人”,而这个“坏男人”当然是指平祖仁。历史的封存,遗忘又起了作用。 (摘自《档案春秋》2015年第2期 谷梁文)
英茵自杀前与平祖仁热恋。平祖仁毕业于暨南大学,后留校,与郑振铎先生是同事。“八一三”上海沦陷,平为国民党特工人员,向重庆国民政府送出了不少情报,1941年底落入汪伪特务“七十六号”魔窟。为了严守秘密,他忍受了种种酷刑,不肯屈服,1942年1月被害。
平祖仁遇害后,汉奸特务还想从他身上追寻线索,因此朋友与同道无法帮助安葬。英茵深谙个中情况,出面在影艺圈中募集了一些钱,将平祖仁安葬在万国公墓。不久,自己在国际饭店服毒自杀。服毒前留下了一封内容晦涩的遗书给合众电影公司的老板陆洁,内容大致为“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你处两万元,作为我的医药葬费,我想可能够了。英茵1月19日”。
据有材料称,平祖仁在任上海对日情报站负责人时,英茵是其手下重要干部,英茵奔波于重庆、上海之间,从事抗日情报传递。当时,上海有七件重大谍报案涉及英茵,其中若干件是她乔装成舞女或妓女,诱骗日伪人员到预定秘密地点由谍报人员予以处决。有9名日伪人员被以上述方式暗杀。日伪在逮捕平祖仁时,对英茵身份已有怀疑,并对其盘查传讯。为了像平祖仁一样,永不泄露秘密,英茵选择以死相抗。
英茵死后,日伪报纸曾以“殉情”为题大肆渲染,想用此掩盖其罪恶嘴脸。但是,著名作家郑振铎作为此事见证人,写了《记平祖仁与英茵》一文,郑在文中说,“这是一出真实的悲剧,可以写成伟大的戏曲和叙事诗的。”
左泥文中说,就此事“曾就教于文艺界一位与平祖仁同乡的老同志,他证实平祖仁参加的虽系重庆方面的组织,但他是一心为抗日而牺牲的志士”。
左泥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安徽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是位老先生。在信中他说,对左泥文章深有同感。上世纪40年代他在上海谋生,知道此故事,并还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左泥文章中提到的那位老同志与平祖仁、英茵交往颇密切。那位老同志是中共地下党,平祖仁与英茵是重庆国民政府的情报人员。在上海沦陷之时,两党人员共同携手,对抗日伪。因此,他们既是同乡、朋友,又是一致抗日的战友,彼此经常会交换一些敌伪的活动信息。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对这段往事没留一个字。1951年重印《蛰居散记》时,因“种种原因”,郑振铎删除了《记平祖仁与英茵》等几篇文章,不再收入其中。于是“一个可以写成伟大戏曲或叙事诗的悲剧”,被丢弃在尘封的历史仓库里。
历史性的遗忘,多年后还在继续。近时读英若诚自传《水流云在》,这部自传很生动,作者从自己家史讲起,写到自己的“谢幕”,向人们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但写到英家历史时,作者提起他的大爷说:“近来我们在找他的后代,直追查到上海早期一位漂亮、有名的女演员,据说是他的女儿。她保留了他的姓,姓英,名茵。她于1938年正当年时自杀,与阮玲玉相似。女性解放,在那个年代是刚开始的事。当时社会与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厉害。像阮玲玉、英茵这些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不幸与坏男人结婚,唯一的出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
英若诚的这段历史回忆,不说其时间上有误,对英茵与平祖仁的评论,有违历史的真实、公允,仿佛英茵当年的自杀是结识了“坏男人”,而这个“坏男人”当然是指平祖仁。历史的封存,遗忘又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