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1/large/7d6f4181jw1enbbupwe5nj20go0b4tbs.jpg                                清军“致远舰”上的洋教头与官兵在一起

　　1894年9月17日，中日海军爆发了黄海海战。此役中方先后有14艘舰艇参战，管带（舰长）中有7人曾在英美两国留学或接受海军专业培训；而日方参战12艘舰艇的舰长中，东乡平八郎也是留英出身，同时投身此役的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大本营参谋官伊集院五郎、联合舰队参谋岛村速雄等人也拥有在英美留学或见习的经历。加上服务于双方军工、后勤乃至军事教育机关的诸多留学生，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一场“海归”之间的对决。
日本“海归”反复磨砺
      中日两国着手建立系统的海军教育制度，大致仍始于同一时期：1867年初，福建船政学堂第一期正式开班；三年后，幕府末期停办的海军兵学寮也在筑地恢复。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军留学生起程赴英；1877年3月，中国第一批赴英海军留学生也乘“济安”轮启航，人数同样为12名。这两批“海归”后同于1878年返国，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见，实为惊人的巧合。
　　东乡平八郎的经历可谓早期日本留学生的缩影：他就读的泰晤士航海学院设在一艘1500吨的退役风帆巡航舰“沃塞斯特”号上，同班学员经常拿这个孤零零的东方人开玩笑，管他叫“强尼·中国佬”。东乡出身武士之家，赴英之前已小有战功，但为了求得一张商船学校毕业证以争取随船远航的机会，依然从头开始经历了两年的理论学习和宿泊舰操作，至1874年方告毕业。1875年2月，东乡以实习船员的身份随三桅训练舰“汉普郡”号出海，绕行好望角和印度洋抵达澳大利亚，再经合恩角与南大西洋返回欧洲，全程超过3万英里，沿途多次遇险，还差点因维生素缺乏症而失明。1878年3月，他随另一艘新完工的军舰“比睿”号归国，正式结束五年多的留英生活。
　　首批12位日本留学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国海军“开恩”，得以就读格林尼治学院；余者无不如东乡一般，需要在民间海校、海军基地和工厂自行寻找学习机会，承受头脑、意志力、财力（官费发放常不及时）和健康的四重考验。有6位学生就在这样严苛的环境下无声无息地被淘汰了，1878年学成归国的仅有另外6人。
　　衣锦荣归远非终点，而是另一段考验的开始。东乡随“比睿”舰归国之际，不过获颁中尉军衔；在先后担任过两艘木壳炮舰的副长之后，才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第二丁卯”号的舰长。1884-1890年，他先后担任过三艘炮舰的舰长，监督过一艘炮舰的舾装工作和横须贺镇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对中国东南沿海的巡航，这才升至大佐军衔。1891年底东乡担任吴镇守府参谋长满半年后，受命接掌防护巡洋舰“浪速”号，任该舰舰长直至甲午海战爆发。换言之，学成归国足足13年后，他才获准指挥日本海军比较现代化的主力舰；而东乡正式晋阶少将，更远在对清战争胜利后的1895年，这还是考虑到他的战功。同期归国的另外5人里，除佐双佐仲后来官至造船总监（技术中将衔）、原田宗介官至造兵总监（技术少将衔）外，另两人到退休也只是大佐衔。
　　即使第一批“海归”在求学时的淘汰率已高达50%，日本海军也并未因物以稀为贵，就对他们的晋升予以优待。至于军衔晋升，虽然要综合个人贡献和资历，但在授予将军衔时仍严格以军功为准绳，绝少通融。
中国“海归”温室困境
　　当东乡平八郎前往伦敦督造“扶桑”舰之时，12名中国留学生也于1877年5月抵达英国，开始求学之旅。
　　英方不仅没有像非难日本学员一般要求中国学生从头“回炉”，还慷慨地给予了他们报考格林尼治海军学院（ORNC）的机会——这所成立于1873年的新学校是皇家海军为培养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而设，相当于海军研究生院；尽管英国在传统上更重视航海实践，但提议中国学员报考格林尼治，意味着已经承认对方是合格的初级军官。然而奇怪的事就在这时发生了：福建船政第一期成绩最好的三位毕业生刘步蟾、林泰曾和蒋超英似乎完全意识不到机会来之不易，拒绝参加考试，申请直接上舰见习；其余9人参加了考试，有3人落榜，严宗光（严复）、方伯谦、林永升等6人则顺利入读1877年10月开学的驾驶班。由于是高级进修课程，理论学习并不繁重，1878年6月就结课毕业，随后安排登舰实习；真正在格林尼治校园的时间不过8个月而已。
　　尽管顶着“海归”头衔，但12位中国留学生中仅有6人接受了学院深造，还是大大缩水的进修课；另外6人则不过经历了一场升级版的实习而已。当然，所有12人的海上实习都是在英国海军现役舰艇上完成的，比起乘商船环球航行的东乡自是莫大的幸运，但中国学员对这种机会的重视程度依旧不高。
　　12名“海归”回国后，立即以火箭般的速度得到晋升。刘步蟾甫一归国，就被任命为“镇北”舰管带；该舰虽然只是一艘守卫海口用的伦道尔式炮艇，但已是中国最新的外购军舰。1882年，李鸿章命他前往德国督造新订购的“定远”铁甲舰，学习驾驶、指挥大舰的技术；1885年刘步蟾随“定远”归国后，立即被任命为这艘“远东第一舰”的管带，当时他不过33岁，仅有的指挥经验就是在“镇北”舰。林泰曾的晋升速度虽然略逊，经历了“镇西”号炮舰和“超勇”号巡洋舰的历练，但到1886年也升至“镇远”铁甲舰管带。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际，9艘铁甲舰和巡洋舰里有7艘由“海归”舰长指挥，而其中海上经验最丰富的第一期留英学生，归国也不过仅仅9年而已。
　　如此一来，封官晋爵与个人能力的提升完全脱钩——实际上，北洋海军从未真正实行过以驾驶技术和指挥能力为准绳的考核办法，例行训练的成效也值得怀疑——高级将领便再无学习的动力。而从1888年舰队成军到1894年中日开战，北洋海军主力舰只的管带竟从未轮换或更替，几成世界海军史上的奇观，舰队遂日益为暮气所笼罩。
　　更令人扼腕的是，“海归”舰长们非但没有将英国海军的传统与榜样带回到中国，反而因为早早身居高位，形成一个利益圈子。1888年以后，闽籍“海归”管带的自甘堕落和地域主义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不仅排斥邓世昌这样的非闽籍、非留英系军官（哪怕邓氏也是船政后学堂出身），甚至阴以刘步蟾为首，对抗要求整肃军纪的英籍总督查琅威理上校。1890年，琅威理与刘步蟾发生冲突后离舰。到这时为止，已有35名中国军人自英国学成归来，另有34人曾在法国留学，与日本留洋海军人员总数完全一致。而这些中国“海归”唯一值得夸耀的经历，或许是他们晋升到将军级的比例远较日本人为高。李鸿章对待“海归”的温室政策，对海军这一兵种未曾起到任何正面作用，所肥的不过是军人个人而已。   

             （摘自11月25日-12月1日《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