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长大就走了

                        张常胜

    教堂的钟声响了。

    太阳没出来，室外的薄光照着村庄和街道，朦胧中的景物渐渐清晰。街上的车轮和蹄音及铁匠铺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再一次把巴拉盖唤醒。这座沉睡的村庄滤掉一夜的秘密与故事，又开始了新的忙碌。

    红彤彤的太阳挣扎着冲出地平线，洒下一片光明。枝头的雀叽叽喳喳，学校里咿咿呀呀的读书声在巴拉盖的上空回荡。

    出圈的羊踏着尘烟走向村外的田野。南墙根下晒太阳的老汉们坐着马扎，茫然地看着尘土飞起落下，看着羊群远去与归来。看着墙根下的人少了，看着墙根下的人多了。

    那时，我是一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许多年后，我依然站在街头，看着北边大路上陆续归来的乡人，却没能认出人群中的自己。

    他们说我早已长大走了。人为什么要长大，为什么长大就要离开。我是巴拉盖人，我的根在巴拉盖，我的魂在巴拉盖，为什么要离开哪？

    我一个人在巴拉盖的街巷游逛，随行的只有地上矮矮的影子，背街小巷也挡不住我的脚步，抬头在望的教堂和十字架不会令我迷路。我在巴拉盖的土地上留下一串又一串的足迹，汇同村人及巴拉盖家畜和野外动物的印痕，成为生命中永恒的记忆。

    清晨，屋顶升起白色的烟柱，巴拉盖便隐匿于烟雾中。清香的酸粥、油炸辣子、酸芋头丝味随风飘荡。

    我熟悉巴拉盖的每一个角落，沙河槽、民生渠、打麦场、粮食加工厂、豆腐坊、饲养院、炼钢炉、铁匠铺、机加车间、粉坊、醋坊、造纸厂、学校......还有教堂院内浓阴蔽日的百年老树。

    教堂顶的青瓦下，住着许多麻雀。几个淘气的小小子爬上屋顶，拿着搪瓷缸子掀瓦捡雀蛋，任凭老人们费尽口舌也不下来。

人性难言，人们总是欺负弱者，面对弱小更能下得手去。纵然住在教堂，也得不到神的庇护；愤怒的雀只能揪心地叫上一阵，表示抗议。

    五岁的一个早晨，母亲感冒不舒服，吃罢早饭便躺在炕上昏睡。我一个人悄然走出家门，揣着兜里仅有的两角钱，到一里地外的村卫生所给母亲买药。一路上靠着墙边行走，到了卫生所的挂号窗口底下，喊了半天买药，才被工作人员发现。当我拿着买到的两小袋去痛片、索密痛回到家时，母亲激动地热泪盈眶。我的这段传奇被村人传颂，人们觉得我长大一定会有出息，一定会走出巴拉盖。或许是五岁时的这次出行，决定了我终生是个行者，注定要离开巴拉盖。

    他们说我长大就走了。留在巴拉盖的人在地里种麦子、种葵花、种玉米、种蔬菜、种大棚；还有一些人在跑运输，开着“三马子”（三轮车）倒腾粮食、蔬菜。我在巴拉盖的街道上遇到过田四、武友友，这两个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为他们写作业的伙伴。岁月改变了容颜，但乡音依旧。谈起往事，我们都笑出了眼泪。

    当年，我写多遍作业比较繁忙，但客观上又多学了，知识巩固的更好了。且两位伙伴对我关爱有加，我用的作业本、铅笔、橡皮、墨水也多由他们提供，也吃了他们不少的炒蚕豆、炒瓜子、红腌菜和糖块。我的考学成功，说来也有两位伙伴的“贡献”。

谈起这段往事，大家都笑了。与我同班的二妹夫又说起我在一、二年级时为同桌女同学写作业的趣事，更是令人忍俊不得。当年，三姑在巴拉盖小学任教，不到六岁的我穿着开裆裤被带到学校随班学习。待我正式上学时，恰同桌留级后与我同班，伊每每以此要挟，让我为她写了两年的作业。直至上了三年级，为田四、武友友写作业后，才得以摆脱。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命运，许是我生来就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人。一九八六年秋，我考上了林校，也没有摆脱为人写作业的命运。三年的中专学习中，我为同班的巴彦淖尔盟的刘涛写了三年作业，特别是作文，他几乎未动过手。毕业参加工作后，一边干专业一边为领导写材料，不经意间混进了作家队伍，成为爬格子、敲键盘的苦行者。

    周末，赖床。做了一个荒诞的梦，又梦到了在巴拉盖学校的考试；时间快到了，我答的三份试卷还没做完，一下子急醒了。睁眼，窗外已一片大亮。打开手机，弹出清明节放假的信息。不由得一怔，冥冥中我将再次踏上巴拉盖的土地，去看望我久违的巴拉盖，去祭奠逝去的亲人们。

    人们都说我长大走了。但有些时候我还是要回巴拉盖的，就像清明节这样的日子，或许有一天我回到巴拉盖就不再走了，谁知道哪？

                               2021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