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总统苏西洛日前签署2014年第12号总统决定书，正式废除1967年第6号通告，把“支那”(cina)改称“中华”。1967年第6号通告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时代的产物，包含对中国与华人的国格和人格的歧视与侮辱。当地华人表示，40多年来对中国和华人的歧视称呼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印尼民主政治进步的体现。（3月20日《环球时报》）

   “支那”一词，自近代被日人赋予贬义并传布四海以来，始终是百年来国人不愿触碰的尴尬。尤其对那些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身在他乡，有时难免直面异国文化的傲慢与偏见，更易遭受“支那”之痛。日本在战后已经发文规定，“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支那）”。而今，印尼官方也宣布废除“支那”这一歧视称呼，虽有滞后，仍不失明智。

实际上，最初以“支那”指代中国，并无贬义。据学者考证，“支那”一词最早见于佛教经籍对中国的称呼，康有为即认为，“谓乌支那者，佛语也”。晚清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也使用“支那”一词，毋宁说一度流行。比如梁启超曾用“支那少年”作笔名，孙中山在1910年代与日人的通信中，皆自称“支那”。只不过，因中国长期积贫积弱的现实，“支那”一词逐渐被赋予贬义，取义“末端的地方”，自然，也就成为国人急欲甩掉的帽子。

说白了，称中国为“支那”，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国族观与文化暴力。贬抑其他种族，固然可滋生身份上的优越感，但这也仅仅一种幻觉——它无碍于被歧视人群的法律权利与自由发展。就譬如印尼，以“中华”称呼中国早就写入1945年宪法，将中国称作“支那”，无任何法理依据。那些作为印尼公民的华人群体，公民权利也并不会因一顶“支那”帽子受到损伤。

就“支那”一词来讲，中国是受害者，日本、印尼等国是施害者。但在非正常的文化观与民族观下，施害者与受害者的角色随时可能发生翻转—-彼时的受害者，可能就是此时的受害者，甚至同时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揆诸历史，我们又何尝没被这种狭隘的民族观裹挟过？甚至，直至现在，我们还在一边被别国贬抑着，也同时贬抑着别国。如此吊诡！

中国自古有“华夷之辨”，西晋江统《徙戎论》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天朝上国”不仅将西洋人称为“夷人”，将东洋人称为“倭人”，而且在“中原正统观”下，甚至将国内偏远地方也贬抑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夷戎蛮狄在本质上，与印尼贬称中国为“支那”，庶几相近。于此，当我们愤怒于被称为“支那”时，是不是也应反思，我们也同样在这种畸形的文化观下歧视过其他民族，甚至可算作“始作俑者”。

畸形的文化观、民族观下，没有民族能免于被歧视的自由，谁都可能沦为被歧视对象。我们一边被称为“支那人”，却同时也在轻佻地喊出“韩国棒子”、“印度阿三”“小日本”等歧视词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愿被歧视，而不被歧视的前提在于，自己首先做到不去歧视其他民族。尊重是相互的，“我侮辱你，你不能侮辱我”是强盗逻辑。国人应当静下心来，细细思量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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