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对于裁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裁判文书中如何写证据，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常见的做法是，把所有证据都分类标号，子丑寅卯、甲乙丙丁，连篇累牍，照抄不误；对于证据的分析，却常常惜墨如金，甚至付诸阙如。我们说裁判文书越写越长，一味罗列堆积证据怕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种长，实在是长而不当——那些个证据，就如一堆堆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除了添堵，没有任何用处。

我们今天专门谈谈证据的写法，所用的例示，仍以南宋时期形成的古代判词的巅峰之作《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在说到南宋之前，我们也不妨先简短地往前回溯一番。

说起来，中华传统司法是非常重视证据的，上古文献当中有许多相关记载，例如《周礼·地官·小司徒》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意思是说：凡民众有争讼，就依据当地清查的簿册来判决；有关土地的争讼，就依据地图来判决。官府也会要求两造举证，提供不出证据的一方，通常会败诉。例如《左传·襄公十年》就记载了一件“王叔与伯舆”之间的诉讼，范宣子审案时，“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王叔氏不能举其契。王叔奔晋”。

中国古代的杖刑

古代在处理刑事诉讼时，特别注重口供，以至于视口供为“证据之王”。《徐道隣法政文集》曾说：“但是有些凶恶硬汉，就是面对着十分齐全的人证物证，也硬不招认，自然不免引起法官光火，用刑拷打，逼他招认，因而也不免常有‘屈打成招’的事情发生。”据《史记·张仪列传》记载，战国时的张仪就是这样一个惨遭掠笞也硬不招认的硬汉：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

到了宋朝的时候，司法有了长足进步，不仅刑讯受到严格控制，口供作为“证据之王”的地位也遇到挑战，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司法检验报告的法律效力开始超过供词。明代张景撰《补疑狱集》里有一篇《邻妇证伪奸》，就可以看出证人证言的作用已是举足轻重：

宋景定间，福建张氏遣女。里中有不检少年，闻茶汤担有玻璃杯，先一夕饰为妇人，随女伴入，欲盗之。被执，极其拷掠。有邻妇，每事女沐浴，少年询知女僻处有双痣相联，赴官陈云：“元与女私，前后骗取某物若干。”官追女出对，皆无实状。少年指僻处双痣为证，女愧无辞，验之果然。拟罪将断，邻妇赴官陈告，少年遂伏辜焉。

中国古代的杖刑

关于物证，《宋刑统》则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这说明，物证的作用也超过了口供。书证的发达更是宋朝证据制度的一大特点，这可能得益于土地私有制发展带来的田产所有权的频繁流动，以及商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业交易的增加。

我们在《清明集》中，频繁见到司法官对于书证的尊崇，例如：吴恕斋在“争田业”判中云：“大凡田婚之讼，惟以干照为主。”人境在“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判中谓：“殊不知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佚名在“争业以奸事盖其妻”判中称：“争业，当论契照先后；争奸，当论踪迹虚实。”胡石壁“质库利息与私债不同”判则说：“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焉，则难乎片言折狱矣。”

吴兴嘉业堂刻本《宋刑统》

《洗冤集录》之诞生于南宋，也说明那个时候对于检查、勘验的重视程度。就如宋慈在《洗冤集录》序文中所说：“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检验就是为了获取证据，以洗冤泽物，起死回生。宋慈还曾自谓：“慈四叨臬寄，他无寸长，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审之又审，就体现在“重证据实”。在他担任湖南提点刑狱时，遇到一个“累次追查不到”的恶棍，名叫杨子高。杨子高暴于虎狼，恶贯满盈，宋慈早就想置之死地而后快，但在办案时仍然坚持用证据说话。他在判词中这样说：

然而殴死人力，犹须见证追会，旁夺田产，亦要干证索齐。至如假官一节，索到告身批书，皆是揩洗书填，难掩踪迹，唤取前项书铺辨验，造伪晓然。

书铺，可不是卖书的铺子，而是为当事人代写各种书状的专门机构，除此之外，书铺还扮演者鉴定、公证的角色，经常协助官府鉴别辨验契约、婚帖、印记、告身批书等各种书证的真伪。

在《清明集》中，可以随处找到这种例子。例如吴恕斋“孤女赎父田”判云：“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讼，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惟本县但以契书为可凭，而不知契之真伪尤当辨，此所以固士壬执留之心，而激应龙纷纭之争也。今索到戴士壬原典卖俞梁田契，唤上书铺，当厅辨验，典于开禧，卖于绍定，俞梁书押，夐出两手，笔迹显然。典契是真，卖契是伪，三尺童子不可欺也。”

日积月累，司法官也练就了一番辨别书证真伪的本领，有的判词还对此做过一些系统整理。例如人境在“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判的开头就说了这样一番话：

窃见退败人家，物业垂尽，每于交易立契之时，多用奸谋，规图昏赖，虽系至亲，不暇顾恤。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异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凡此等类，未易殚数。其得业之人，或亦相信大过，失于点检。及至兴讼，一时官司又但知有怜贫扶弱之说，不复契勘其真非真是，致定夺不当，词诉不绝，公私被扰，利害非轻。

在另一道“揩改文字”判中，人境更为人们展示了一番分辨真伪的本领：

照得龚敷与游伯熙互争第四十八都第一保承字二百八十七、二百八十八、二百八十九共三号地，两下各执其说，官司初亦未知其谁是谁非。

及将本厅出产图簿与两家所执干照参对，得见二百八十七号及二百八十八号地，见系龚敷管佃；二百八十九号地，见系游伯熙管佃。其二百八十七号地计五亩四十五步，其二百八十八号地计四亩一角三十二步，参之官簿，并无毫发差舛。其二百八十九号地，据游伯熙干照内具载，计一十亩五十五步，参之官簿，却只计五亩一十五步。

及与之研穷契勘，乃是续于干照内增益亩数，更改字画，浓淡踈密，班班可考。况各人管业年深，前此即无词讼，是则游伯熙用意包占龚敷地段分明。合押两争人到地头，集邻保从公照古来堑界摽迁，付两家管业。

今据龚敷所陈，乃称古来活树篱堑，已被游伯熙锄斫，然亦须有锄斫踪迹可考，并仰从公指定摽迁，不得观望。如再惹词诉，定追邻保勘断。

分辨是基础，真伪既明，谁是谁非也就大白于天下。分辨之外，司法官通常还会结合证据进行分析。我们且读一篇吴恕斋的“诉姪盗卖田”判，揣摩一下他是如何进行分析的：

华纲、华纬及其子惟德、惟忠，绍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后十契，将田六亩有奇，正典断卖与陈舜臣为业，并已经官投印。华纲、华纬死，陈舜臣亦死，而华大成者，乃以为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诉其姪惟忠、惟德瞒昧盗卖与陈舜臣之子可久。

县追各人供对，大成则曰：“此系故祖华咏遗下未分之田。”惟德、惟忠则曰：“此系故父华纲、华纬自己分受之田。”官司于此且合追索两家干照，究证是与不是未分之田，则曲直予夺瞭然矣。夫何含糊于已分、未分之间，依阿乎有分、无分之说，但令华大成备二亩价钱，于可久家拨赎二亩。惟其是非未明，此大成望蜀之心，独不止于得二亩；可久全璧之意，又未忍于割二亩，其讼所以不已也。要之，拨二亩之说未为至当，而已分、未分之争合与究竟。使其果是未分之田，则华咏生四子，祖业作四分，此田合四分分赎，岂止大成一分可赎二亩而已。

照得华咏四子，先分析于开禧二年，华纲、华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间，何为已分析三十年，而尚有未分之田耶？又何为不争诉于三十年前华纲未死之日耶？又为何诸分不争，而一分独争耶？此田谓之未分，官司何所凭据？若曰故祖遗下未分之田，则必有众存文约，又必有各分分书，互载可照。所合索上究证，则无者不得尽其辞矣。但两争干涉人众，若一一追到府，恐成烦扰，欲送富阳县，详所拟追索干照，从公结绝。限五日申。

钦差验骨

在这个案件中，争议的焦点在于“是与不是未分之田”。一方曰是，一方曰不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吴恕斋首先摆明：“官司于此且合追索两家干照，究证是与不是未分之田，则曲直予夺瞭然矣。”接着指出：正是由于县府的原判不以证据说话，“含糊于已分、未分之间，依阿乎有分、无分之说”，才使得两造各存“望蜀之心”与“全璧之意”，最终导致“其讼所以不已也”。不重视证据，则会“是非未明”；不分清是非，则会嚣讼不已。

为给县府作出示范，吴恕斋对于关键事实发出一连串疑问，最终的结论是：“所合索上究证，则无者不得尽其辞矣。”最后的结果也是一个亮点——考虑到“一一追到府”会给“两争干涉人众”造成烦扰，所以将案件发还富阳县重审，令其五日内“追索干照，从公结绝”。对于证人给予必要的尊重与保护，也是证据制度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证据情伪是否能够剖析到位，直接关系着能否绝词息争；换句话说，对于证据情伪的鞭辟入里的分析，本身就会成为一篇法律关系宣言书。吴恕斋对于此道无疑有着清醒的自觉，他在“王直之朱氏争地”判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切详两人之辞，仅争一角之地，展转逾年，道路经营之费，不知其直几角矣。昧于逊畔，至于此极，深可念也。今将两家契书反复究问，期于息争。朱氏当全有桑地，王直之只合得屋基，彼此不容昏赖。本县虽曾委主簿摽迁，以桑地还朱氏，以屋基还王直之，但剖析两家情伪，全不分明，故直之尚欲徼觊于万一。欲当厅责状，将各人干照逐一给还，庶可绝词。

回过头来，我们再欣赏一下吴恕斋在这道判词中是如何“切详两人之辞”、“剖析两家情伪”的：

南宋土地买卖契约

交争田地，官凭契书。徐监狱媳妇朱氏执出绍熙、庆元间典买施文霸桑地七契，计二亩一角十九步，该载亩步四至，坦然明白，末后两契，且声说除将住屋及屋基，滴水为界，典卖与施王德外，余并系卖与徐宅之数，此朱氏契书也。王直之执出嘉熙三年、四年典买施王德屋地四契，且缴到施王德元置施文霸屋地未印老契，该载屋宇间架及随屋地基，明即不曾声说有屋外桑地亩角，此王直之契书也。

以两家契书考之，朱氏当尽有桑地，直之仅买得屋基，彼此干照，极是分晓。今直之施王德死后，乃欲于屋基外，冒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何所凭据？若曰缴到施王德原置文霸老契可照，四十余年一幅竹纸，竟不投税，已是难凭。今纵以为可凭，则契内只言“住房基”，即无“桑地一角”四字。

但是施王德初典契内平白撰出“桑地”二字，又无亩角四至。续于嘉熙四年闰月，施百二娘断卖于施王德既死之后，又旋添“一角”之语。不知施王德、施百二娘何所据而卖桑地一角，王直之又何所据而买桑地一角乎？盖朱氏桑地，原系施王德承租，及据施百二娘供证，当来止是出卖住屋基地，即不曾滚同桑地卖与直之。此非直之有意贪图，则是施王德盗卖主产，无可言者。

今直之不自反其契书之不正，乃推求朱氏契书，谓其不合投税于嘉熙年间，必是假伪。照得朱氏七契，一契印于绍定三年，六契印于嘉熙四年，其印于嘉熙四年者固若可疑，但所置施文霸桑地，其一亩已于绍熙四年经官批上砧基簿，其二亩一角十九步又于庆元五年经官批上砧基簿，又该载嘉定六年分书，并有官印官押分明。

直之尚欲将庆元元年至今未印之片纸为可据，而朱氏绍熙、庆元、嘉定已印之砧基、分书乃不可凭乎？无缘朱氏预于绍熙、嘉定年间伪造砧基、分书，以为昏赖嘉熙四年产业之理？

分析的过程就是是非曲直渐次明确的过程，分析清楚之后，则会是分配。所谓分配，也就是依据事实证据定分予夺。我们来看一看吴恕斋“叔姪争”判的“再判”：

盛荣诉友能强占竹地、桑地二段事，今追到友闻、友能供对。照得桑地一段，委系盛荣父文旺先买得文智之产，绍定年间，其姪友闻盗卖与友能为业。友能不问来历，不收上手契照，卤莽交易，宜有今日之讼。

但县判谓：“盛荣与友能为族叔姪，居止相近，安有绍定二年卖过此产，而不知之理？况友能自得此地，筑屋其上，种竹成林，已十四五年，而盛荣始有词诉，何邪？”在法：“诸同居卑幼私辄典卖田地，在五年内者，听尊者理诉。”又：“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卖众分田地，私辄费用者，准分法追还，令原典卖人还价，即满十年者免追，止偿其价。”

揆之条法，酌之人情，历年既深，在盛荣只合得价，不应得产。欲帖县，监友闻，先卖契字仍给还友能管业。外所争竹地一段，据盛荣执出分书，委系文旺、文贵各得其半，盛荣即文旺之子，友能即文贵之孙，今友能乃全有之，别无片纸干照，必是影带包占，此盛荣所以反复嚣讼不已也。欲并帖委官，照分书将上件竹地标钉界至，作两分管业，庶几予夺各得其当。如盛荣再敢健讼，照已判断治施行。

虽然有证据清楚说明，盛荣的桑地系友闻盗卖与友能为业，但案件的处理却不是只凭证据说话，还要“揆之条法，酌之人情”，既然“历年既深，在盛荣只合得价，不应得产”。这是吴恕斋对于桑地一段的处理。至于竹地一段，情况则有不同。盛荣一方能够提供当年的分书，委系“各得其半”；友能一方独占竹地，却“别无片纸干照”。因此，盛荣“反复嚣讼不已”，实乃事出有因；友能“必是影带包占”，亦是不言自明。是非既明，合当重新分配，于是乎判决“照分书标钉界至，作两分管业”。真是“予夺各得其当”，读罢大呼过瘾。

大凡法官中的高手，既能认真对待证据，又能在必要时跳出证据。吴恕斋在“兄弟争业”判中说：“官司予夺，若不将两词究竟到底，则无以绝其诬罔之根。”在这个案件中，吴恕斋确实做到了“究竟到底”——将所争赤契逐一从公比对，细如毫发，慧眼辣手，但他又不完全拘泥于证据之中，考虑到争议双方是一对亲兄弟，便从大处着眼，对两兄弟施以教化：“小人为气所使，唯利是趋，所争之田，不满一亩，互争之讼，不止数年，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官司更不早与剖决，则阋墙之祸，何时而已？”

在“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诲之意”判中，赵知县也表达了注重教化的倾向。判词开头就讲：“词讼到官，事有关繋，若但剖析曲直，收坐罪名，而不少寓教化之意，非善政也。”在赵知县的心目中，仅仅剖析曲直都不是善政，更何况只是满足于照抄“供对”，因此，在剖析曲直之后，拿出很大篇幅施以教诲。他说的是：“婚以礼成，妻由义合，天伦所在，岂容或亏？县令奉为，正救此事。”当然，任何教化之词都应是建立在“供对既明”的基础之上。虽然判词通篇都没有援引具体的“供对”，但那“供对”显然是查明了的，所以判词才说：“两造在庭，供对既明，合行予决。”

还有很多判词，干脆直接认定事实，对于具体的供证，只是一笔带过。例如刘后村“妄以弟及弟妇致死诬其叔”判，开头一段这样写：

阿周所堕之胎，月数已满，非惊堕也。许千八自以病死，非惊死也。有邻有证，一一分明。许佳为人之姪，辄将弟妇堕胎，妄论叔父许三杰，又敢将自死之弟，重叠诬执叔父，又敢将叔父殴打，验伤有尖物痕，见之县案。

堕胎非惊堕，病死非惊死，又敢将叔父殴打，这些都是案件的关键事实，但刘后村并不将相关证据全盘罗列，只是说：“有邻有证，一一分明。”只是说：“验伤有尖物痕，见之县案。”证据并非目的，证据只是手段，当证据分明、足以证明事实时，直接叙述事实才是最重要的；至于证据本身，存案备查就是了，跑不了的。

这就是古代法官的务实之处，这或许也是古代判词都那么短小隽永的诀窍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