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有“家教”的孩子都不该谈论死亡，不谙世事的小孩谈论死亡，会立刻被长辈制止。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和体会。

　　当成年人之间，更加不会去谈论死亡，不但从哲学层面不会去谈论死亡，甚至在现实层面也不会去。当我和老婆谈死亡安排的时候，我老婆就马上躲开了，还说自己受不了。只在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她听过我谈过，我说如果我死了，你应该尽快忘记我，开始新生活。也许她是勉强坐着听完。因为后来再有诸如此类的话，刚开口，她就躲开了。呵呵，关系越熟，越本色。我很担心自己探险罹难后，身后事没有安排，连家人都不知道我的财产有哪些，可能就无意中隐没了。我有时会说，如果我死了，你去哪里哪里找……我觉得应该写份遗书，倒是写了一半，因为后来没有机会探险，加上有很多新的变化，这事就搁置了。我的态度如此，反过来，我老婆从来不提这个话题，我不知道她的安排，或者她不耻开口。

　　在老年人面前，就更加不能提了。还有在病人面前，也不能提。中国历史上听说过遗诏（这是制度化的），没听说过遗书（指作为文化习俗化的遗书）。

　　不可言说的死亡话题，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得了绝症，医生和家属会合伙欺骗你，他们还觉得道德很高尚。也许很多医生也希望病人知道病情能够主动配合，但多半也不敢直接说，怕万一家属不同意被医闹；更怕中国人脆弱的神经无法在面对死亡时坦然，一激动，跳楼了，怎么办？我当年在鼓楼医院住院，就听到扔沙包的声音，听说有人跳楼了，接着就是远处传来的恸哭声。

　　其实中国人也许也不见得特别怕死，很多人就是混吃等死，但确实比死亡本身更让中国人害怕的，是面对死亡。这在人类社会中，一点都不值得骄傲，绝对是小众的、非普世的。很多民族极端到有死亡崇拜，比如印第安几大文明都存在死亡崇拜。包括一些非洲和太平洋岛国部落。西方社会有万圣节。甚至很多中国少数民族都有关于死亡话题的歌舞、道具、符号等，在节日中被大方地表现。中国电影中也很少出现死亡话题，恐怖电影一直是小众类型片，中国人的葬礼或祭祀是不许小孩子参加的（很多地方有这传统）。中国文化对于死亡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叫“死亡禁忌”。死亡禁忌除了不能公开谈论死亡，没有死亡哲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没有看到用死人名字给孩子命名的。除非你不知道是死人名字，或者他太伟大了，是个公开的伟人。欧美用祖父，尤其是祖辈过世后，以祖父名，给孩子命名，司空见惯。如果想要纪念那个人，不是很伟大，就是怀念家人或朋友，用他的名字命名，是最合适的。在中国，这是大不敬，皇帝的名字，全国都不能用，用了是不敬。但西方人越是要尊敬，越要用，还要用来给天上的彗星或月亮上的环形山命名呢。其实，敬是一回事，中国人不用死人名，最现实的原因是觉得“晦气”（这个概念在西方好冷），不管怎么，都不是好事。当多数人都觉得晦气的时候，你即使不觉得晦气，你都不好意思说，否则就是强奸多数人的视听了。有没有礼貌啊？你什么意思啊？故意的是吧？

　　两相对比，足可见中国人精神领域的残缺和幼稚，以及在人类大家庭中的另类。

　　死亡禁忌是拒绝面对死亡，它和避晦相结合，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为“乌鸦嘴”禁忌，就是拒绝面对意外（往往是灾祸）。“爸这么晚没回来，难道……（出事）了？”这样的话，都会被我妈或我老婆立马喝斥住。问我老婆为什么，她说反正就是不舒服，反正就是不许你说！在她面前，我是不敢提“教养”两字的，我老婆对于我的这种行为，称我为“有人生没人养，有人养没人教”。我父母并无任何乌鸦嘴习惯，我自己也不是性格乖戾的人，非像九型人格中的6号那种，我自认为只是正常地去思辨探讨事情的任意种可能而已。但，显然，她们才能代表多数中国人。

　　这种文化土壤下，自然无法产生诸如灾难应急救援机制、应急预案等管理措施。这些东西都是舶来品。是不是很有反讽？一个害怕面对死亡和晦气的民族，其实才是在每次灾难和局部晦气中，一次次承受死亡和损失，却又没有改进机制导致白死和白损的民族。中国人的命，在太多灾难中都是白死的，小到一个窨井盖，大到一场火灾或地震中。

　　西方人为何热爱冒险？为何多数人以做自己为乐？和死亡意识有很大关系，只有直面死亡的人，才会真正珍惜生命。安排死亡，其实包括了安排生命的过程。怕死，才不想浪费生命，才看重生活质量，看重生命的密度，不愿意以有限的生命为长辈而活，为别人的错误而活。反之，被动等待死亡的降临，害怕去想这些事（个体生命的有限和死亡的必然），只希望个体的末日越晚来越好，这样的人看重生命的长度，客观上忽视了生命的密度，到头来会发现自己一直是为别人而活。其实，真正愿意冒险，愿意去做自己的人，才是真正怕死的人。他才知道生命只有一次的真正涵意。只有一次，只有一次！当我最终要步入那无尽和永恒的黑暗的时候，我拿什么自处？当然，死是所有生物都要尽量避免的，但“面对死亡”和“死亡”是两码事。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质和中国没有自己的宗教有关，中国自产的儒只是规范行为和秩序，道是不完整的世界观，佛教的传入才让中国人有了面对死后世界的第一个答案，但中国没有几个真正的佛教徒。我更加愿意定义中国大众为“信仰拿来主义者”。而地球上广大地区都是有宗教的。有宗教的，通常都愿意平常心谈论死亡，宗教给死后一个答案，确实可以一定程度上抚平个体对于死亡的恐惧。　　

　　再接着说中国医院特有的隐瞒绝症的现象。隐瞒绝症其实也是无效的，我说过，中国存在的哑谜文化（见《价值观批判8：哑谜》）。病人很清楚，不指望医生和亲人说实话，所以越是不被告知，越是会往那方面去想，何况现在医院专科很专业，有文化的病人看看环境也明白了，没文化的病人晚点，最终也会看明白，但毕竟是猜的，所以总是一头雾水，通常也就往坏处想，心情当然只会更糟，也许不是非死，也变成等死了。但隐瞒绝症还与两方面的文化特质有关。一方面是中国人不以撒谎为耻，尤其是有善意作掩护的时候，所以骗人者反而还能获得道德优越感。第二个方面，深刻反应了中国社会的关系属性。中国个体被社会关系网所异化，很多时候要服从于大网，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其实隐瞒绝症的时候，病人即使猜到，亲人也拒绝承认。如果病人说：“如果……”；亲人要急忙打断，说：“不会的，哪里呀……”。这样，病人最后的生命时光，也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仍没机会去做那些想做的事。很多绝症病人，是等到弥留之际，才能交待生前生后事，一次性，最后！中国人的关系网，每个个体在被别人网的时候，也在网别人；每个人的生命都和别人有关，背负沉重的伦理道义，被别人施压的时候，也在给别人压力。这样的社会文化，也包括其他东方国家，怎么指望有颠覆性创新发生呢？

　　

　　注：本篇提到的很多现象背后有综合性原因，其实是在本系列中提前了。留着一些专题以后还有机会专门讲，比如谎言、哲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