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叙述了20世纪50年代的小学生活，虽然写的是在维新街小学的经历，但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老南宁” 都会似曾相识，找到自己的影子。读后使人浮想联翩，感慨无限，那个年代人与人的关系简单纯洁，没有阶层之分，没有贵贱之分，和睦相处。

    1955年夏天，我们家搬家，我转学到维新街小学，读二年级。

    维新街是一条很偏僻的小街，街上铺着青石板，只能行人，不能走车。街道两旁是低矮的民房，好像没有商店。维新小学高高的两层楼，就矗立在民居中间。

    妈妈带我到学校报到时，已经开学一个月了。一个很英俊的男老师，看了我的转学证明后说，那就插到我们甲班吧。

    后来我知道，这个老师叫吕博侯，是我的班主任。进教室后，吕老师安排我和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坐。新来乍到，也不敢东张西望。下课后有个同学过来拍拍我，说你也来啦？我一看，是张利生，我们交通厅大院的。他又告诉我，和你坐的那个女孩，叫王柳莲，也是交通厅的。

    慢慢我就明白了，这条维新街，一头连着区人委礼堂，一头连着东南菜市，所以机关和街道的小孩各占一半。

    学校前面有一个酱料厂，摆着长长一排泡满黄豆的水缸。每天早上，市里各商店赶着马车来拉货时，课堂里就飘满酱油和腐乳的香味。再过去一点是观/音阁，南宁最负盛名的寺庙，香火鼎盛，诵经声响彻云霄。学校后面是王大塘（现在叫广西科技馆），水面宽阔，水草丰美，是我们钓虾和游泳的好去处。再过去一点是飞机场（现在叫民族大道），里面芳草连天，指挥塔台上的白色风袋迎风招展，铁丝网下面长满鲜艳欲滴的覆盘子，一个课间操下来，大家都吃得嘴巴通红。

    全校只有十几个班，人不多。每天早上8点，校长姚品英训话后，就做广播操。领操的是大队长莫清萍，我们私下叫他莫斯科。平心而论，她长得挺漂亮，动作也优美，跟着她做操心甘情愿。

    上午三节课，主科两节，副科一节。两节主课上完以后，会有一段课间休息，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女的会到学校门口买酸野吃，我们男的就在操场上玩一种叫“杀”的游戏，就是互相挥舞伸直的手掌，一边躲闪，一边向对方砍去，砍中脑袋或者肩膀，就算赢了。玩这种游戏，外号叫扁头七的李桂祥最厉害，我们经常挨他砍得落花流水。“杀”玩累了，就坐在教室对面的“棚厂”（一个很大的茅棚）里，听蒋其中讲鬼古。蒋其中比我们大几岁，一肚子鬼故事，什么芭蕉静啦，枇杷鬼啦，吓得我们晚上回去睡不着。

    课间操后的副科课，一般是音乐和图画，就比较轻松了。教的歌我现在还记得：“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

    那时候还没有大/跃/进，没有大/饥/荒，没有阶/级/斗/争，我们的童年，过得快乐而安宁。

    中午放学回家吃饭，一点钟就要来到学校，规定要集体午睡，就睡在桌子和凳子上。桌子宽一些，来得早的就占桌子。一般我来到学校时，王柳莲已经睡在桌子上了，我只好睡凳子。午睡有值班老师监督，不准讲话的。

    下午上一两节课后，就分小组学习。我们学习小组有六个人：周建华，梁兴奇，苏武良，简洁明，范薇和我。

    学习地点就在学校门口的周建华家。到了那里，周建华的妈妈就摆出六张小板凳，一张小圆桌，让我们写作业。

    周建华是独生子，那时候是非常少见的，他妈妈对他宠爱有加，学习过程中，经常端出芝麻糊，绿豆糕等零食给他吃，我们也得沾光。小组学习也有默写生词，背课文，都像上课一样认真。范薇成绩好，是小组长，做完作业，让范薇检查过后，就可以自由活动了。

    一般是跑到学校门口斜坡下面去摘“老花酸”，那里有一棵大大的“老花酸”树，开的白花酸酸的，很好吃。

    有时也去谭振球家看图书，他家门口摆了一个小人书摊，我们去不用钱。更多的时候，是跟苏武良、梁兴奇去观音阁看耍把戏。观音阁周围有很多卖扯扯糖、乳儿糕的，还有耍把戏、耍猴的表演，很有趣。为了玩得开心，一般会把书包放在梁兴奇家里，他家离东南菜市最近，一出门就到。

    有时候玩疯了，会忘记回去拿书包，第二天上课就倒大霉。苏武良外号叫大头六，脑袋很大，会唱很多白话山歌，不懂什么意思，但很好听：“寒寒冷冷少了一块砖，阿哥闻说要去当兵……”他还会唱邕剧，常跟他妈妈去邕剧院看戏。回来就学给我们听：“为保天/朝，离家征战，沙场上，杀贼/擒/王……”哎呀，真是太好听了。

    到第二年，我的学习小组换了，和何小平，黄维良他们一组，学习地点就在何小平家。何小平的父亲，就是《红岩》里面的何雪松烈士，父母都牺牲了，所以他们三姐弟很受政府优待，住在民政局的一间大房子里。

    那时候提倡勤工俭学，我们几个人每人从家里拿出一些小人书，凑了一百多本，写完作业后，在何小平家门口的小巷子里摆个图书摊，一分钱看一本，生意很好。最后好像得了十几块钱，一起拿去看电影和买东西吃了。

    印象比较深的，是去上学的路很远，从交通厅到维新街，要走完一整条新民路。其中有一半是鹅卵石路，夏天石头晒得滚烫，我们都是打赤脚上学，烫得一跳一跳的。好在路边有一条裸露的自来水管，踩上去冰凉冰凉，我们就踩着水管，走平衡木那样走。张利生个子高，经常从水管上摔下来。王柳莲有鞋子穿，在旁边捂着嘴笑。

    班里每年都搞一些集体活动。三年级时去了一次青山塔春游，野炊，全班人有的扛锅头，有的背米，还有的拿柴火，青菜，嘻嘻哈哈的涉水走过蚊钱渡，就在塔的下面埋鍋做饭。饭煮的半生不熟，青菜也臭火烟，但大家都吃得很开心。吃完饭还爬到塔上玩，那时可以随便上去。回来以后，吕老师写了一篇稿子寄到《新少年报》，登出来了，同学们争着看。

    四年级时去义务劳动，到东葛路植树。那时东葛路刚刚铺好黄泥路基，两边全是菜地和水坑，一片荒凉，学校就组织我们去东葛路边种树，太阳很大，挖树坑时，个个都累得一身大汗，汽车一过，尘土漫天，回来时，红领巾都变成黄领巾了。

    比较奇葩的是除四害讲卫生，四害是蚊子，苍蝇，老鼠，麻雀，有段时间，每人上学要交一火柴盒的苍蝇，或者一根老鼠尾巴，没完成的要被批评。那时我们全家都要动员，帮我到菜市拍苍蝇。老鼠尾巴比较难找，很多人交不起，大头六家里老鼠多，每天用废纸包一包老鼠尾来，偷偷卖给我们，两分钱一条，皆大欢喜。

   到了后来消灭麻雀阶段，我们学校分配的地方，是二中那座大礼堂大屋顶，那是维新街一带最高的建筑。男生爬上去打锣，女生就在下面喊，你别说，还真的看见成群的麻雀在天上乱窜，飞来飞去没力气了，一个个掉下来。那是我们最开心的一次集体活动。

   比较辛苦的是迎接是那次西哈。大概是1956年2月，我们二年级的时候，西哈努克来南宁访问，所有中小学生都要去街上夹道欢迎。我们维新小学负责中山路南段。前几天老师就说，要去见皇/帝了，你们都穿好些。结果老妈把过年才穿的衣服给我穿上。在中山路现在摆夜市那地方，我们摇着小旗，排好队，在寒风中冷得跺脚，等了几个小时，才见西哈的车队来，穿一件呢子大衣，笑嘻嘻的和我们招手，原来皇/帝也不过如此。

    在维新小学读了三年，到四年级结束后，我们又搬家，只好又转学，和熟悉的小伙伴们告别，此后就一直没有见面。

    过了60年，2018年5月4日，当年维新小学的同学在南宁饭店聚会，欢迎从美国回来的张震北。

    何小平千方百计找到我，我喜出望外，千里迢迢赶回去参加。

    60年不见，许多都认不出来了。一位女生笑着过来和我握手，说我是莫清萍。啊，莫斯科。范薇倒是一眼认出来了，当年的小领导呢，穿一件红格子衬衣，还是一笑两酒窝。

    60年前活蹦乱跳的小伙伴，一个个都已经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简洁明、封海宁病重不能参加，而我的同桌王柳莲，还有会唱山歌的苏武良，已经不在人世了。（作者：陈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