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表于经济参考报）

据报道，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4省市2011年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具体定价机制由当地确定，期限分为3年和5年，分别占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的50%。

　　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客观环境，地方如果想要得到充分发展，就必须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如果强行用统一的财政政策来应对，或者通过转移支付的办法帮助发展，不仅导致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不高，还容易形成吃大锅饭的心态，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这就是说适当增加地方发债的主体性、灵活性、便利性、规模性，是适应全局性经济客观发展实际与需要的。

　　但是，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我们在市场建设方面需要完善的环节还很多，譬如预决算、项目立项、规模、定价、赎回、评估、监管，如何确保还款、违约责任处理、破产处理，以及市场高度流通性等若干约束性规则等。

　　笔者认为，允许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先要提高国债的流动性。

　　在美国独立之初，美国首任财长、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为美国设计了五大经济支柱，即货币统一、金融统一以及统一的国债、统一的关税和消费税，为制造业发展提供统一的市场，更重要的是，汉密尔顿让五大支柱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各个系统之间可以相互转换，相互流通，彼此间形成支撑，需要的时候相互救助，不需要的时候互为防火墙。依照汉密尔顿的设计，一般来说，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必须建立起高度流通性的国债市场。

　　中国也有这五大支柱，但是由于没有形成一个以国债为基础的在财税、货币、金融、实体经济之间流通的机制，各个系统之间，要么彼此隔绝，要么互为成本、效率低下。

　　在此背景下，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独立试行地方债，许多问题就暴露得较为清楚，简单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具有统一的、高度流动性的国债系统，仓促让地方独立发行债券无异于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被动的笼子里--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度，所有地方政府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负有完全责任。允许地方发债，说到底都是中央的责任，一旦发生地方政府破产案，埋单的还是中央政府。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完整的债券市场，各级地方债都不能流通，这哪里是发债呢？这无异于税收，税收的特征即是不流通、单向征收。是债就要流通，只有流通债的价格才被发现，而且债可以抵押，则可以使金融资产和债券资产流动起来。如果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建设保障房，债券购买者手中的债券允许流通，则中国地方债就找到了一扇大门。

　　简而言之，在整个债券市场仍不成熟、国债尚不能流通的情况下，贸然让地方政府自行发债，值得深思。

　　在地方政府自发债的问题上，没有必要重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应予以科学的管理和精细的系统设计，从一开始就设计好"放的边界"和"收的程度"。

综合考虑，当前最好的模式还是中央代发，地方项目、规模、定价、偿还、流通等自主，但是中央保持代发、技术指导、宏观监控、还款扣缴等权力，无论如何，地方自行发债至少是备案制，符合灵活与可控结合的风险监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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