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是贾雷德·戴蒙德2019年发表的新作。这部新作讨论的是人类社会如何应对危机。个人、团队、企业、国家乃至世界都有面临危机和压力的时候。其危机可能来自外部压力，也可能来自内部压力。无论是应对外部压力还是内部压力，都需要选择性地做出改变，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在此，关键词是“选择性”，其真正的挑战在于，在危机中的个人或国家需要取舍，分清哪些部分运作良好，不需要改变；哪些部分不可再行，需要改变。在压力之下，个人和国家都必须直面自身的能力和价值。

在“危机”一词中，“危”的意思是“危险”，“机”的意思是“至关重要的时刻”“关键点”“机会”。戴蒙德将“危机”看成一个紧要关头、一个转折点。转折点意味着挑战。戴蒙德将危机定义为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在戴蒙德列举的国家案例中，所有的国家都经历过“重大危机”，但这并不意味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更频繁出现的小转折。大部分国家危机都是多年里渐进式变化累积的结果。智利在遭遇政变前一直面临政治和经济难题，其危机是对长期累积的压力的一种突然的觉知或反应。

个人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案时会参考其他人解决类似危机的经验，国家也会借鉴和采纳其他国家面对相同挑战时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因此，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的相似性。但是，国家危机的处理总离不开群体互动和决策，而个人通常都是自行决定。国家危机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或和平演变的方式解除，而单独的个体不会进行暴力革命。

在《剧变》中，戴蒙德通过七个现代国家在数十年间所经历的危机和选择性变革，进行一种比较性、叙述性、探索性的研究。它们分别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其中五个是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一个是中等富裕国家，还有一个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其中有两个欧洲国家，两个亚洲国家，还有三个国家，分别来自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

戴蒙德认为，影响国家危机结果的因素有12个。

1、对国家陷入危机的举国共识因素

一个国家的不同领导者各自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国民也分属不同的群体。在承认危机这件事上，这些领导者的拥护者和群体的看法各不相同。国家一开始也可能忽略或低估某个危机，直到外部事件的出现使其不得不直面危机。在1853年以前，明治时代的日本就已知道西方列强在1839~1842年对中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意识到西方对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可是，直到1853年7月8日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叩关，日本才承认自己面临危机，才开始讨论变革。无独有偶，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芬兰就收到了苏联提出的要求，并且知道苏联人口众多、军队庞大。然而直到1939年11月30日，苏联对芬兰发起进攻，忽然才意识到苏联对自己所造成威胁的严重性。芬兰人几乎在一夜之间达成共识，准备迎战。与之相反，尽管佩里的到来很快让日本人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在面临迫切的危机，但在应对危机的最佳方案上，反对幕府将军的革新派和幕府政权之间产生了分歧。15年后，当维新人士终于推翻幕府统治，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

2、主动承担责任

和承认危机存在一样，承担责任也存在复杂的情况。对于国家来说，承担责任、避免自怜都不是简单的社会选择问题，而是由于一个国家往往存在不同的群体、领导者和拥护者，各方观点时常不统一。芬兰和明治时代的日本展现了不愿过度自我怜悯的一面。自1944年起，面对苏联入侵和芬兰士兵的大规模阵亡，芬兰本可能因此陷入自我怜悯的情绪中，以受害者的姿态谴责苏联的行径。相反，芬兰意识到自己必须处理好与苏联的关系。芬兰改变了以往的政策，与苏联保持政治层面的对话，赢得了苏联的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很多对芬兰有利的结果：苏联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附近波兰卡海军基地撤军，减少了要求芬兰支付的战争赔款并延长赔款交付时限，而且对芬兰亲近欧共体和加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举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类似地，明治时代的日本曾有数十年暴露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之下，而且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并没有沉溺于受害者心态。相反，它主动承担责任，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应对危机。

3、划清界限/选择性变革

在戴蒙德的案例中，所有国家均采取了选择性变革的方式来应对各自的国家危机。所有这些国家都已经发生变革，或者正在讨论即将进行的变革，但其变革仅针对某些特定政策，其他国家政策则维持原状。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和芬兰，它们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在变革与维持原状之间的明确界限。明治时代的日本，在政治、法治、社会、文化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西化改革。然而，在其中的每一个领域，日本都并非亦步亦趋地盲目复制西方模式，而是从西方的众多模式中找到最合适的日本方案，并根据日本的国情对这一方案进行调适与修正。与此同时，日本保留了社会中的其他基本特征，包括对天皇的崇拜、日本的文字体系，还有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同样地，芬兰在保留了自由民主政体的同时，比其他与苏联毗邻的欧洲国家享受到更大的行动自由。芬兰前后政策的明显不一致，招致许多其他国家民众的严厉批判，这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芬兰因地理区位而面临的残酷现实。

4、从他国获得物质和资金方面的帮助

在戴蒙德讨论的国家案例中，获得来自他国的帮助对于一国危机的解决发挥着积极作用，而缺乏他国帮助会对一国危机的解决产生消极影响。明治时代的日本在选择性西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提供了许多帮助，从往日本派遣顾问和接待日本的海外社团、到建造巡洋舰原型，这对日本而言意义重大。在1973年的智利军事政变和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两国政府重振国内经济来说非常重要。同样的，美国为日本和德国提供的经济支持对于两国在战后的重建意义重大。在缺乏他国帮助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冬季战争期间的芬兰。当时，芬兰所有潜在的盟友都未能或不愿给芬兰提供它所预期的军事援助。这个惨痛的经历构成了1945年以后芬兰外交政策的基础：芬兰意识到一旦和苏联产生新的冲突，自己将不会得到任何帮助，因此荷兰不得不与苏联建立起一种能够使芬兰尽可能保留国家独立性的双边关系。

5、借鉴他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因素

他国应对危机的模式对于一国应对危机发挥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对于明治时代的日本而言，借鉴西方模式并对其加以调整，在维新变革中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二战后，日本再次在调整的基础上借鉴了美国的部分民主政府模式，美国对日本的影响程度有所减弱。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军政府借鉴了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二战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澳大利亚模仿的主要是英国模式，二战后它逐渐抛弃了这些模式。但是在芬兰的案例中，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苏联的邻国在满足苏联要求的同时，成功地保持自身的东西，这就是被称为“芬兰化”的芬兰政策的精髓。正是基于芬兰人对自身的独特情况的认知，芬兰总统乌尔霍·吉科宁才会说“芬兰化不供输出”。今天的美国自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借鉴的模式。因为美国人对于“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他们普遍认为加拿大和西欧民主国家身上没有什么值得美国学习的地方。

6、国家认同

所谓的国家认同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因自己国家所特有的、独一无二的、令人钦佩的事物而普遍产生的自豪感，它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包括语言、军事成就、文化和历史。各国在这些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在很多国家，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集中在文化层面。芬兰和日本都拥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语言，两国人民都对此引以为豪。相反，智利人虽然和大部分其他南美洲和中美洲国家国民使用同一种语言，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将这种特征转化为独特的国家认同：他们认为自己“更像欧洲人”。唯一的例外是印度尼西亚，该国国民的国家认同相对弱一些。它反映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印度尼西亚直到191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考虑到这一点，印度尼西亚会发生种种分裂运动和叛乱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国家认同是其解决国家危机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芬兰而言，国家认同使其国民万众一心，从而有勇气去抵抗强大的外来威胁，携手共度国家最艰难、最屈辱的时期，并愿意为了国家的大我而牺牲个人的小我。

7、诚实的国家自我评估

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价有两个必要步骤。首先，必须拥有准确的认知；其次，必须诚实地评估这些认知。在最典型的案例中，一国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与否离不开强大的领导者或独裁者的作用。在戴蒙德的案例中，一国是否进行了诚实的自我评估取决于该国的领导者是否开展了诚实的自我评估。现代德国领导者在这方面呈现出来的差异极为显著。作为一名出色的现实主义者，奥托·俾斯麦成功地完成了统一德国的艰巨目标。而作为一名情感摇摆不定的非现实主义者，德皇威廉二世为德国树立了不必要的敌人，使德国卷入一战并最终战败。更聪明但也更邪恶的阿道夫·希特勒本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为不切实际地选择进攻苏联，并且在与苏联和英国开战的同时不必要地对美国宣战，使他事先的成功毁于一旦。德国之后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实事求是的领导者——维利·勃兰特。他认识到德国需要在东欧采取痛苦却现实的政策，因此为德国20年之后的重新统一打下了基础。

8、应对过往国家危机的经验

对于需要处理新一轮危机的国家来说，因曾成功度过危机而产生自信是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应对危机的自信来自明治时代取得的成就，当时的日本通过迅速改革获得足够的实力来应对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并且最终战胜了两个西方国家。一是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一是在1914年的日德战争中战胜德国殖民军队。芬兰是从成功应对过危机的经验中孕育出国家自信的又一案例。芬兰人在二战中成功击退苏联进攻，由此所产生的国家自信对他们来说意义相当重大。因此，在2017年芬兰独立100周年纪念活动中，冬季战争和国家独立成为同样重要的庆祝主题。印度尼西亚并没有太多成功应对危机的历史，但它也从应对过危机的成功经验中获得了自信。印度尼西亚人反复讲述他们在1945~1949年对抗荷兰殖民者，取得国家独立的故事，以及他们在1961年接管荷属新几内亚的经历。这些成就在塑造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自信方面影响巨大。

9、应对国家失败的耐心

鉴于大多数国家层面的决定都是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谈判的结果，国家危机的解决需要额外的耐心。在《剧变》中讨论到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失败和挫折中变得更有耐心，尤其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德国、芬兰和现代日本。1853年，佩里叩关终结了日本的锁国状态，自此之后，日本花了超过50年时间才积聚了足够的实力，在和西方国家的战争中取得首次胜利。二战之后，日本经历了被美国占领时期，用了数十年时间进行物质与经济重建，应对周期性的经济与社会问题，还有诸如地震、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自1945年处于实际意义上的分裂状态后，德国花了45年的时间才重新实现统一。在1944年继续战争结束后几十年内，芬兰不断重新评估自己的对苏政策，试图弄清楚自己可以在哪些方面安全避开了苏联的施压，以及在不引发苏联再次入侵的情况下自己可以做出哪些自主行动。

10、特定情况下国家的灵活性

心理学家将人的性格分为灵活应变和僵化刻板两种类型。在理解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创新方法成功解决危机方面，这种两分法被证明具有重要意义。具有百分之百灵活应变能力的国家或者完全不懂变通的国家，都是很罕见的。唯一的案例是历史上的冰岛。在被丹麦统治的几个世纪中，冰岛人常常令丹麦政府感到挫败，因为他们面对丹麦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议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充满敌意。不管丹麦政府出于善意提出何种改进建议，冰岛人通常都给予拒绝。通常常见的是，一个国家的灵活性只表现在特定情况下，即在某些领域比较灵活，而在另外一些领域则显得僵化刻板。芬兰人坚决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被侵略，但在其他方面，比如就不允许他国改变本国总统选举规则这一问题上，灵活地作出妥协。明治时代的日本拒绝在天皇制度和传统宗教方面做出了让步，但在政治体制上却很灵活地做出妥协。

11、国家核心价值观

国家核心价值观指的是一国公民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在某些情况下，国民甘愿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一国核心价值观和国家认同息息相关，但两者又有所区别。例如，芬兰的国家认同离不开该国特有的语言以及文化成果，但维护芬兰的独立才是无数芬兰人在战场上甘愿为之牺牲的核心价值观。苏联一心要摧毁的是芬兰的独立，而不是芬兰语。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在国家进行选择性变革的过程中，既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有可能产生消极作用。比如，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激励芬兰人为保卫国家的独立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但过去形成核心价值观也有可能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合时宜，而固守这些过时的价值观可能会使一个国家无法采取必要的选择性变革。这正是二战后澳大利亚面临的危机逐渐凸显的关键所在：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远离英国本土的英国公民聚居地的属性越来越淡，但对许多澳大利亚人来说抛弃这种一直以来的身份认同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12、不受地缘政治约束

国家会因强大的邻国和经济方面的限制而受到地缘政治约束。在戴蒙德讨论的影响危机处理结果的12个因素中，这是各个样本国家在历史上呈现出最大差异的一项。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几乎不受约束，有4个国家(明治时代的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某些方面受到约束，但在其他方面相对自由，另外2个国家(芬兰和德国)受到相当严重的约束。美国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不受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它东西两面紧邻大洋，南北两面与其接壤的邻国都对其构不成威胁，因此美国受到地缘政治约束更少。与美国截然相反的是芬兰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受到严重的地缘政治约束。芬兰的不幸在于和俄罗斯共享漫长的陆地边界，如何在受到如此严峻的地缘政治约束之下，尽量保持选择的自由，这是芬兰近代历史上面临的主要困境。德国要面对的是更多的陆地和海上邻国，忽略了这个基本现实的德国领导者（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曾使德国在20世纪之内两次陷入灾难。

我们可以在历史中学到什么？虚无主义者回答的是：什么都学不到。许多历史学家曾说，由于历史发展的进程过于纷繁复杂，结果受到太多不可控的变量和无法预见的变化影响，我们无法从历史中窥见一丝一毫的真谛。历史确实很难被预测，但我们还是能够从中吸取两方面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比较具体，在理解一个国家历史的基础上，可以读懂该国将来可能出现的行为。例如，芬兰很努力地与俄罗斯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我们可以从芬兰的近代历史中找到它实行这些政策的原因。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明明有美国作为背后的支撑，芬兰却不站起来与苏联对抗。

第二个教训则具有更为概括性的主题。鉴于芬兰和俄罗斯的特征，二者的双边关系展现了一个概括性主题：面对咄咄逼人的大国，小国的头上仿佛时刻悬着一把刀。因此，受大国威胁的小国应时刻保持警惕，做多手准备，制定多个应对方案，并且实事求是评估这些方案。

国家永远都会面临某种危机，但是戴蒙德告诉我们，当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面临危机时，无需再像过去那样在一片漆黑中摸索前进，了解以往国家应对危机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便可为当下的我们点亮一盏指路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