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葫芦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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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一气读完了《野葫芦引》五卷,《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这套书中的《东藏记》曾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这套书历时三十多年,直到作者九十多岁才写完。读这本书很偶然,完全是因为作者是宗璞;知道宗璞是因为冯友兰先生;知道冯友兰完全是因为季羡林大师。
这是倒叙,现在开始正叙。
因为大学读的是理科,并且喜欢看小说,不喜欢读哲学,加之大学同宿舍的同学的父亲是季羡林先生的弟子,所以知道季羡林先生。于是慢慢知道了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于是又知道了金岳霖先生。于是看见了金岳霖先生写过的一段往事:
“抗战初期,清华教授们从长沙往昆明转移,途经镇南关。当时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只有冯友兰听了这话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与不放在窗外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这虽然是趣谈,但也反映了当年那些老先生的率真。于是知道了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于是知道了冯先生的女儿冯钟璞(常用笔名宗璞)。又因为她和钱钟书夫人杨绛先生的笔墨官司,知道了《野葫芦引》这本书。
这本书以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深刻而细腻地展现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民族的大爱、对入侵之敌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这些布衣长衫的读书人为中华文化源流不绝忘我奋斗直至牺牲生命,在历史风云中重现知识分子的风骨。
有人问宗璞:“为什么叫‘野葫芦引’?是不是受《红楼梦》的影响?”她笑着说,“故弄玄虚”。又接着说:“我写小说常苦于拘泥于史,历史是哑巴,要靠别人说话。我很同情它。但我写的又是小说,里面有很多错综复杂的不明所以的东西,‘葫芦里不知卖的什么药’。那为什么还要‘引’呢?因为我不能对历史说三道四,只能说个引子,引你自己去看历史,看人生的世态。”
但这本书确实用了《红楼梦》的春秋笔法,像孟弗之=孟夫子、吕香阁=屡相隔、尤甲仁=犹假仁、姚秋尔=要求尔,孟家三姐弟的小名:峨嵋合,是否西征记中一家会在四川重逢?也有人说孟弗之的原型就是冯友兰,尤甲仁的原型就是钱钟书等等。在《东藏记-宗璞后记》中写到“人物的命运离不开客观环境,毕竟是‘真事隐去’的‘假语村言’”。因为作者希望“对得起那段历史。”
“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一直以为进步了,其实是绕了一个圈。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宗璞在自我和解的同时也实现了某种自我升华,这部作品最终提供了一种对西南联大时期直至两千年中国风云变幻的个人历史解说,有其敏锐的社会观察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尤其是结尾,尽管匆匆,却另有一种深长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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