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马未都先生所言：“中国古人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请你‘上床’”。这里的床，泛指古代床榻类家具，包括围子床、罗汉榻等，当然也包括罗汉床。对中国家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因此，古代厅堂的核心位置陈设床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卷，落地屏风前，三张式样不同的榻，同时陈设在待客的厅堂上，用以坐卧及置物。

同样是传为周文矩所做的《合乐图》卷，藏于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主人公独自盘坐于榻上，榻周边两组折屏环绕，其中一组折屏紧靠着榻。

到了顾闳中绘《韩熙载夜宴图》时，屏风变得低矮且与榻固定在一起。

五代后蜀《黄筌勘书图》中，出现了带有围屏的罗汉床。

通过这些图文，虽然不够严谨科学，但我们依然隐约可以看清罗汉床演变的大致过程。至少可以说明，晚唐至北宋那一段动荡岁月中，罗汉床型制已然初备。

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人画孝经图》，罗汉床的围屏很高。

南宋佚名《豳风七月图卷》，收藏于美国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该卷生动描绘了诗经中“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画面。图中的床，围屏高度已经稍稍降低，但三块屏风依然平齐。

南宋宫廷画家刘松年，所绘《瑶台献寿图》，现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围屏变得高低错落。

元代任仁发（传）摹古之作《琴棋书画》之画，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上的罗汉床，呈五屏风式。

有明一朝，关于罗汉床的绘画及版画等不计其数。

明王圻《三才图会》，不仅绘出罗汉床之形，亦做出释名。只不过，那时的罗汉床叫做“榻”。

明宣德宫廷画家谢环的《杏园雅集图》，罗汉床位于整个场景的核心位置，其上坐着的是当朝最重要的首辅大臣。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武陵台榭之上，主人以歌舞伎招待宾朋。

明神宗长子朱常洛的启蒙教科书《养正图卷》，两幅画中的罗汉床均处于重心位置。

直接描绘厅堂之上陈设罗汉床的画面，亦不乏其例。

这种待客习惯，一直影响到清代。清郎世宁《雍正十二月行乐图轴》，有三处类似的场景。

种种史料表明，在古代的厅堂之上，或为彰显财富、或为舒适安逸，主人以罗汉床待客，甚至与客人同坐于罗汉床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与官场上一官独大有所不同，文人雅士似乎更热衷于罗汉床，以期和乐融融。

同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唐宋至明清，画中罗汉床形象，绝大多数围屏是攒框镶板式。

这与当下的收藏市场，热衷于独板围子罗汉床不同。

再试举几例以作说明。徐邦达鉴定为明中期画家所做的《上元灯彩图》，场面纷繁复杂。左下角的家具集市上，三围板罗汉床攒边镶板，并绘山水。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绘)，工匠们打制完成的攒围子罗汉床，被抬着走过街道。

古人寄情山水、向往田园生活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充分的融汇。家具制作工艺中，以漆绘画，采山石取其自然画意等等，给了古人置身世外的机会。罗汉床围屏，更让人有了想象并付诸实施的空间。

央视纪录片《家具里的中国》，曾经介绍过一具罗汉床。围板四边攒框，中间镶嵌整块的瘿子木板。板面上，以刀为笔刻画出的“岁寒三友”。四季常青的松，刚柔相济的竹，迎风傲雪的梅，于嶙峋怪石间散发着勃勃生机。整幅画面清寂娴雅，意境悠远，一幅精炼的国画小品，跃然于木上。

美国前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一张黄花梨罗汉床，围板明明是用三块独板，却偏要在板外缘四周打洼，起阳线勾勒出长方形开光，故意做出攒框装板的式样。王世襄先生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以好充次，看似损害了独板围子的价值。

窃以为这正是古代工匠，为了破除独板围子的单调光素，刻意追求变化的创新之举。甚至可能是遵循使用者的设计要求，而故意为之。这也符合明清时期，众多版画中所表现的流行款式。

就价值而言，不同时期所倚重的要素不同，古人的价值观，也不是我们可以想当然认定的。相对于当下以材质论价值的肤浅，古人更注重艺术的表现力。

我们可以从《天水冰山录.附录》中，记载的嘉靖皇帝抄严嵩的家时，所变卖的银价来管窥一下。

表中“椐木刻诗画中床”，每张价值5两。“素漆花梨木等凉床”，价值仅1两。同样是体量差不多的床，两者价值相差5倍。这说明当时材料与工价，与现在存在逆差，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古人的价值取向。

中贸圣佳此次春拍的黄花梨罗汉床，正是这样的攒围子罗汉床。

罗汉床直足内翻马蹄，马蹄低矮。经仔细观察，未见人为修削的痕迹，其造型符合早期马蹄足的特征。面下束腰与牙条一木连做，牙条有意收窄，使得整器顿觉与众不同，变得精炼修长，是工匠技高一筹的创造力体现。

三块围板攒边镶板，边框内侧起委角线，与座面边抹的冰盘沿线脚相呼应。装心板选用纹理细密流畅的黄花梨独板装嵌，清新自然之趣悄然浮现。

通览明清紫檀黄花梨家具资料数据，黄花梨攒围子罗汉床，目前存世不超过10张。

2019年保利春拍上，一张马科斯旧藏的黄花梨攒围子罗汉床，以1782万元成交。

另一张知名的同类罗汉床，刊载于安思远《中国家具》，现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