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从自然天气来说，没有什么不正常的。该热则热，该冷则冷。春完了是夏，夏退了是秋，秋隐了便是漫长的灰蒙蒙的冬季。
但那年的政治气候，现在想来非比寻常。
我绞尽脑汁地回想，想在脑海中存放的那年的大事记。翻来覆去，我发现记得的都是学生们的那些事和六月里北京的一幅幅画面。对于自己的家乡，没有什么印象。
家乡，着实也发生了载入史册的大事记。
我问他，‘你记得那天发生的那件事吗？’
他说，‘记得呀。不过我没有去看。。。所以二哥老是笑话他那几个朋友，闹事时小白帽帽一戴，怕事时小白帽帽一摘，立地成汉。’
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这大约就是我的性格，经常地忽略自己身边的人和事。
那年的五月十九日，发生了一起后来定性为SAO乱的大事件。
那场乱，比起二十年后的七月五日的那起，没有后者那些惨绝人寰的杀戮，那些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和留在家乡人记忆里的永永远远的痛，但它的的确确地发生了。
这个乱载入史册是因为它是建国四十年来最严重和最有组织的一次，有三千多人参与，他们攻击了广场的政府大楼，推翻了若干车辆。但乱，当天晚上就平定了。从记录上看，抓起来的一百五十多人，大多都教育了一下就放了。这会不会是遗留给二十年后惨乱的伏笔之一，不得而知。
我这里正想着过去的乱呢，家乡那边传来消息，又有二十几人死了，又是有组织的暴力袭击。总是这样的，一段的安宁之后，不安就跟着来了。安居乐业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人来说已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
这样的话题说起来是痛，不说了，我再回过头来说那年。
那年，我正住在郊外的一个黄土高坡上，过着只吃人间饭菜不管人间烟火，无忧无虑还有工资的学生日子。
能过上无忧无虑还有工资的学生日子，是拜某大人所赐。
老话里怎么说来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单位的老大为了给自己的亲弟弟安排个合理合法的去处，大手一挥，便在郊外一个黄土高坡上建了一所学校，老大弟弟自然而然成了校长。这样一来，名也正，言也顺，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从各地来的我们虽然与老大不沾边儿，却沾了弟弟校长的光，经考试选拔成为了学校第一届学生。
作为一个听话的老实孩子，不管是五月还是六月都没有对我的人生有太大的冲击。可随之而来的八月间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成了我人生的拐点。
那年，是我的学生生活的第二年。
那年，我二十二岁。
（想哪儿写哪儿，有耐心的话就慢慢待续，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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