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军图”绘的是在辽建国之始，便名其军队的铁骑部队为“鹰军”，取鹰之迅捷和凶猛的特点以喻其军，或将鹰作为他们的战神。这是发现的第一幅辽代兵马军阵图。远处搭设一座专供演奏军乐的钟鼓楼，由5人组成的军乐队正击鼓撞钟以壮军威；近处一彪人马正在进行中，头戴王冠的将军单骑列于队前，三队将士紧随其后，旌旗招展、浩浩荡荡。第一面大旗上画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正作下扑抓取猎物之姿，其后又有将士扛三面小旗，一旗上绘有日、月图案。日、月在契丹人看来是与战争胜败相关的神衹，并有尚日、月的习俗。这支部队除徒步前引的契丹人未着盔甲，将军只披战袍外，其余马披铁甲一人披甲胄，处于临战状态。看到这幅鹰军图，我们仿佛听到这支铁骑迎战前的战马喧嚣、战鼓雷鸣的那一瞬间。
       金代，这里发现最晚的契丹小字墓志
　　至金代，敖汉旗武安州城址设县初称武安，大定七年改为武平县一直元以后才废止，金朝还保留了金原县。其余州县似乎全毁于兵燹，废止不设。在武平县址出土一颗“行军付都统之印”，说明金代的部队在此驻防过。
　　除了付都统之印，现旗博物馆还存两枚金代印章，一颗出土于克力代乡大哈巴齐拉。印文为“万户之印”，印背面刻纪年为“天赐二年五月”，“天赐”是金末发生在金中都附近农民起义领袖刘永昌、李咬住所建政权的年号。“万户”是军队之官职，这说明此印为农民起义的军印。刘永昌领导的以北方民族为主体的起义军在推翻金王朝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起义挫败后加入到蒙古部队中。这颗军印在我旗出土，证明这支起义军在我旗南部地区活动过。
　　另一军印属金庭部队，出土于敖润苏莫苏木哈布力嘎北的丘陵南坡，印文为“唱字号万户行军指挥所印”，为贞佑二年礼部造。
　　最重要的金代文物当属1993年因被盗出土于新地乡老虎沟的金大定十一年“博州防御使耶律氏”契丹小字墓志一合。志盖打出毛坏后未再细磨，也未再刻字，说明在下葬时匆匆而就。墓志为灰白色汉白玉质，出土时已残缺不全，但可估计此志全文至少有三千字，志文经中国著名的契丹文字专家刘凤翥先生翻译，记载了耶律氏（名央）的一生事迹。他原为辽朝军事将领，降金后任傅州防御使，死后归葬于祖茔。志文的丹书者是个契丹文化较高的文人，擅长书法，字为楷书兼行草，这与以往发现的契丹墓志均为楷书是不同的，飘逸洒脱，半楷半行半草，即有柳公权书法气势，又有王羲之书法笔韵，是一篇契丹书法艺术的上乘之作。契丹文字在大定十二年由金庭宣布废止，从此变成了“死亡文字”，这合墓志是写于契丹文字废止的头一年，也是目前所见全国最晚的一篇契丹字志文，因此对研究契丹文是十分有价值的。
　　元代窖藏中出土的金银器
　 元代，除在今五十家子设宁昌路路址昌王府外，仍保留金代的武平、金源两县。
　　我旗境内发现的元代窖藏中，最为重要的应属金银器窖藏，已由旗博物馆收藏的共七处窖藏出土金银器百余件。分别是：玛尼罕乡元代宁昌路的金银器窖藏，出土“至大元宝”金质春钱一枚，螃蟹纹银牌饰、银碗、银项圈、银杯、银镯等计8件。新窝铺乡盛家窝铺村的银器窖藏，出土镯、带具、盘等计7件，其中一件为龙纹。南塔乡三家村窖藏，出土时金银头饰装在一件铜玉壶春中，有金簪、银簪、、银钗计15件。克力代乡太吉合窑窖藏，在一个瓷瓮中装有金银器30余件，出土有镂空并錾刻银带具一套，纹饰荷花卷草，龙潜于牡丹花丛中，刻工细腻，构图精巧。出土龙纹金钗扭索式金钗、金耳环、小金簪、双龙牡丹花纹银钗、竹花式银钗、弯头银钗等共13件，其中残银链1件，上刻“号”“至正十”等残文，还有一些散碎银两及银镯等。四家子镇南大城银器窖藏，出土有狮子衔缓舞球纹银带扣、双龙牡丹花纹银簪、小金簪、银耳勺计4件。敖吉乡新丘村银器窖藏，出土7件银器，有龙柄银碗、银杯、银器柄和银铤，重1900余克，正面刻47字，上端第一行为“蒙山课银”，第二行为“元字号”，以下刻6竖行为“瑞州路总管府提调官，收银库官胡文辅，库子刘惟善，炉户雷兴吾，销银匠易志周。至正八年   月   日”。木头营子乡东大沟银器窖藏，出土银大碗2件，底中部锤出一“工”字形图案。
 这批金银器反映出元代上层人物奢侈华贵的生活情景，也反映出制作金银器的高超工艺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簪、钗上端的纹饰中的竹、荔枝、椰树、石榴等，均取材于南方植物。因此，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是出自南方或在北方的南方工匠之手。元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工匠，对在战争掠来的工匠是俘而不杀，把他们组织起来建各种制作局，如上都便有金银器盒局，即为宫廷制作各种金银用品。这七处窖藏有三处是发现于亦危烈思部的封地内，有三处是在武平县周围，有一处是在金源县附近。这便反映出这一地区在元代的重要经济和政治位置。
 明代朵颜卫、朝阳沟蒙古上层人物的墓葬
 据考评，明代的乌良哈三卫中的朵颜卫之卫所即在红山脚下，修红山水库时城址被破坏，摩崖上的有关朵颜卫内容的石刻题记也被炸掉。在明初，敖汉部隶属大宁卫，从天顺以后至嘉靖二十九年敖汉部始居本地止这近百年间，便是朵颜卫所辖。
 1980年春，当时属于下洼乡的朝阳沟村一位农民在春耕时，无意中发现一座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明代青花瓷。博物馆人员随即赶赴现场调查，并对墓中的出土文物进行逐户征集。金器中最为华贵的是一件龙纹金冠，还有十余件金饰，还有金盒、金佛等，做工十分精细。水晶器有盒、柱形佩。银器有龙纹饰片、银法器等。大体是墓主人生前的用具或饰品。头戴双龙金冠的墓主人显然不是一般人物，当属乌良哈蒙古上层统治者。这是我旗所见明代的唯一一座墓葬，也是一座达官贵人的墓葬，对研究乌良哈上层人物是一批很有价值的资料。
　　敖汉王府遗迹和遗物
 公元1550年，敖汉部长岱青杜楞率领他的部族，从察哈尔游牧到此，始居于孟克河畔的青山脚下。三百余年间，敖汉部民繁衍生息，演绎出一幕幕脍炙人口的重头戏，至今在民间传颂，有的还记录在皇宫的文档中，经文人加工创作，成了足以使敖汉人骄傲的近代史诗篇。如今，昔日的海力王府、贝子府以及最初是王府后来是庙宇的青山南坡的王府已全然倒塌成了一堆瓦砾，依稀尚能看出当年的建筑布局。牛古吐乡腾克力村北的山坡上埋葬着敖汉十三代王爷，文革期间至近年被大部盗掘，许多珍宝流失。
 现旗博物馆所藏的清代王府文物有一部分是王坟出土的，也有在民间收集的，收集的随葬品有绣花团龙纹蓝袍、黄锻内衣、端砚、透雕天鹅荷花纹白玉牌、鱼形白玉鼻烟壶、玻璃杯、搬指、翎管、串珠等。另一部分与王府有关的出土文物是1995年清理五十家辽塔地宫时所获，有洪郭图驿站给扎萨克王府的蒙文奏书草稿，向王爷申请驿站的“四至”，还出土一批泥塑彩佛像和唐卡、经卷、药书等。
 属于征集品有一批瓷器、玉器，当属王府流散于民间的文物，有八卦瓶、流云百蝠天球瓶，桔红釉、哥窑蓝釉、贴塑龙纹天球瓶和墨玉牌、圭形玉牌、鼻烟壶等，这些文物中有一部分是清廷赏赐敖汉王府的。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子孙所统率的敖汉部民在这里走过了从兴起到衰亡的历史过程，所留下的遗物和遗迹记述着这段兴亡史，是我们了解敖汉部族史的实物证据。他们曾有过辉煌的阶段。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巡幸敖汉，乾隆帝还在响水留下了三十句长诗，用蒙、满、汉三种文字刻在长达26米的悬崖峭壁上，以赞美敖汉的大好河山。乾隆的御笔长诗，使这塞北荒漠的自然奇观更享誉海内外了。
      已故的中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说过：“研究中国的历史，首先就要了解中国北方的历史，而要了解中国北方的历史，就要到敖汉旗去看一看，因为敖汉旗从一万年到两千五百年人类繁衍生息，没有断层、没有缺环。”
 敖汉旗博物馆现收藏文物6000余件，文物标本重达十吨，既有十分珍贵的文物瑰宝，又有价值连城的稀世奇珍，其中有国家一级文物128件。二、三级文物800余件，是全区文博战线的一面旗帜，是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接待社会各界群众及青年学生10万余人，接待中外学者、各级领导8000余人。
      鉴于我旗在中国考古界的特殊位置和学术界公认的影响，2011年11月，内蒙古文物局将敖汉旗博物馆批准更名为“内蒙古史前文化博物馆”，代表全区重点打造史前文化这一亮点，进一步宣传和展示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史前考古研究基地”也于今年4月正式落户我旗。
      敖汉古代文化是先人们在改造自然、发展自己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体现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及感悟，充满了智慧。面对这些宝贵财富，保护、挖掘和传承是我们永远的职责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