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教训
(2022-11-14 15: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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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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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师那里看到一部书籍,书名和内容一样出奇,叫《裸妆历史》。在拜读的过程中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有意思的是行文用语是当今国人喜爱的轻松方式介绍严肃的历史面貌,愈发生动有味。这是一部撰写涉及中国部分改革史专著,是介绍历代王朝中一些社会精英对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改革过程的一本读物。叙事上描写细腻,分析中精辟独道。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经历过的任何形式改革都是一部千头万绪、千差万别的系统工程,是国家层面上思想领域的“伤筋动骨”,是社会政治体制上“脱胎换骨”。这样大的工程行为注定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整部著作阅读完毕后总结,中国历史上所有改革都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失败中还伴随着你死我活的惨烈交锋。
所谓的“裸妆历史”就是一部自然清新,不加过多修饰的“素装历史”,在“艳装历史”面前,尤显几分清澈和透明,字里行间能透视出历史的真实面目。这些经历的改革都是朝廷上下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历史发展需求,试探性的吸收各种制度和措施完成的,绝非一时兴起,一日之功之作。所有参与改革人物虽然以各自不同的身份肩负其历史重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其他原因都落得以失败告终。他们在改革前期往往是壮怀激烈,但结局悲壮慷慨,黯然收场。《裸妆历史》完全是一部叙述着改革人物命运多舛,且悲惨异常的悲情人物新说。
整部著作格调不俗,内容丰富,用大篇幅简明扼要的阐述了战国、西汉、北魏、中唐、北宋、明朝、太平天国、清朝及民国几个时代的改革结果。书中描述了改革者全力发挥自身的优势,为了国家的昌盛繁荣,花费大量心血为朝代呕心沥血塑造中兴蓝图的心愿,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却事与愿违,步步艰辛,困难重重,要么蜻蜓掠水,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悲惨离场,使每一场改革以各自不同的形式收场。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就是封建社会朝代更替最形象的比喻。但相同的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在不同时期对社会进行变革,无一例外都失败了。随着这些改革的失败,推行改革的封建王朝也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最后不得不以革命的方式进行改朝换代。
当年楚国正处在动荡之中,一心想施展报复的文人屈原以一名改革者的姿态肩负起历史大任。他不暗当官之道,国家实情,提出的“美政”固然美好,但治国不是做文章,需要的一系列改革有效措施和有力的实施手段。虽然不能说他的改革措施“空谈误国”,但屈原起码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改革?”,为谁而改革等基本问题,没有得到上至皇帝,下到民众的共同认可和全力支持。在改革上,没有具体目标,不符合实际,始终处于处处应付的险恶环境之中。因为不能考虑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到处遭受挤兑,使得改革如遇大敌,难以延续下去。当遇到挫折后不能反思成败原因,迫使自己跳进汨罗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首个改革的“牺牲品”。
古代,国即家,皇帝即使国家的主宰者,也是一家之长,社会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皇家的,与百姓利益没有任何关联。王安石可是朝廷大员,他在受命变法时不知道法究竟为谁而改变,实行的一切措施无非是变相的讨好皇帝喜欢和支持。发布的措施从根本上说也是脱离了改革的初衷,远离了现实,弄得各个阶层怨声载道。“挖骨割肉”的改革措施触动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招致他们反对。同事反目成仇,要好断绝关系,最后让皇帝也失去信任和支持,改革被迫走向死亡。
想当初,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牵扯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涉及面广,声势也大。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联体共同交织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史上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从变法的后果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严厉打击和巨大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牵扯到各方关系和利益,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遭到反对,执行中真实存在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本应该收益老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未来命运,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然而,历史发展的车轮不会停止,中国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张居正是明神宗时期的内阁首辅,居位显赫,权倾朝野。1573年,他向年幼的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名为《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奏折:“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嵇迟延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这就是张居正提出的改革纲领“考成法”。
张居正本以为凭这些法宝可以挽救明王朝没落气息,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一场变法革新运动。他虽然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的改革,但由于在执行过程中不能各方兼顾,厚此薄彼,让整个变革变成权利竞争,缺少主心骨的改革又触动了大地主阶级和豪门贵族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激励抵制。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明朝的政治制度中没有宰相相权,也就是没有具体负责人,还有谁愿意去推进体制改革。一群内阁大学士没有人有相权,做事不用负责任,混个清闲了事,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体制僵化、老去、死去。整个明朝,就遇到张居正真正有相权,能够对体制做出一定改革,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有过相权,也就没人再去进行体制改革的权利和机遇了。张居正既然拥有这样的大权进行改革就如此艰难,何况还有谁能做下去?他推行的改革自明万历元年开始,至明万历十年结束,不过短短的九年时间;虽然他在位时大权在握,但因为各种阻力太大,在他去世后整个改革走向失败、而结束。
在列举以上的失败的案例后,作者全面细致的分析了改革者的心态和处境。重点提出来他们所在王朝改革时脱离现实,要么以“美政”赢取皇帝支持,要么以专权的态度强行推行,那种不讲实际,有心无力、或半途而和得不到支持的现实让所有的改革都走向了死亡。
然而,也提出来参与改革者个人的素养问题。改革者张居正,虽然是位高权重智慧超群,但是他跟宋代改革者王安石一样独断专行,不但不允许他人说话,发表不同建议,还敢追杀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失道寡助。这些不敢纳言的举动不要说对改革不利,就是做人也气量不足。在历史上由于改革者的专制僵硬,不能及时的倾听的朝野舆论,修整改革过程中的偏向,因一意孤行而丧失人心功亏一篑,可以说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担以重任的某些改革者格局意识小,做事患得患失,耳根太软或者谋略不足、操之过急,最终改革的战车翻车覆灭。
在太平天国短暂的历史进程中,到1859年时已经算得上这个朝代的中年了,本应该“年富力壮”的朝廷却内外交困、矛盾冲冲、危机四伏。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内部真的需要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来挽救天朝的命运,不然眼看着整个天朝会随着内外矛盾不断加深,加剧死亡。此时,天朝特别需要一位有魄力的改革者来改变这种困境。可悲的是,身为皇亲国戚的“海归派”、改革主角洪仁轩在不知国情,没有任何社会历练下直接进入朝廷的统治、权利中心。“空谈误国”这个成语在改革派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说他是“海归”,其实也就是在大清朝的腹地香港待了几年,凭着以前的学识当起了洋人教师爷,中西文化不通,对社会了解不深。在同洋人交流的过程中,只是关注西方政治、文化和科技多了一些,内心想干番事儿愿望更加强烈了一些而已。就这“多一些”和改革热情,凭着天王弟弟的头衔,在天王的支持下,仅用《资政新篇》一部著作开始了施政和改革。然而,从新政从实施到结束也就经历了短短的三年时间。“理想很美满,现实很骨感”,就这三年时间却占据了“太平天国”朝代近三分之一时间的改革,误国害民的结果让改革“昙花一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封建社会最后的一场像样变革——戊戌变法理论幼稚程度尤其可笑,失败教训对后世改革影响很大。光绪皇帝在改革初期的慷慨激扬和鲁莽,过分刺激一帮读过“洋书”读书人的热情,在没有充分领悟世界变革的基础上,激情过热,短短的一百多天时间推出了几百条变法内容,真正实施的几乎没有一条。在没有慈禧太后和老臣们的全力支持,最后把实际上可以争取或者安抚的慈禧太后推向了对立面,百日维新以流血告终。
那时,真正的参与者并没有多少真本领,当时的谭嗣同、康有为、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都只是刚刚为官不久的新人,没有任何工作能力和经验,只因光绪帝个人认为他们不是慈禧方面的人,没有党派关系,是可以利用的人。事实上,光绪帝之所以急着推崇戊戌变法,其目的只有一条,就是为了从慈禧手里挣脱出来,拿回属于自己的政权而已。在整个变法前期,既没有改革方针,也没有系统改革实施方案。当时大权在握的慈禧既没有大力支持过,也没有极力反对过,只是讲了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目的是“不可以改大清国号,不可以动慈禧的势力”。两种截然不同的改革目标必然会产生冲突,光绪帝拼命倡导的变法已经失去了意义。
全书用明确的观点阐述了这些改革者失败的原因:一是上层不能站在国家的高度考虑问题,始终是改革者个人思想支配一切,做法背离改革初期时的意愿;二是改革者始终没有一整套完善的政治体系和实施方案,以及补救措施;三是改革者受个人认知的局限,没有大局观念,不能全面、系统考虑问题,反而又制造新的矛盾,又不能及时化解,谈不上上层人士的全力支持;四是精英专权,策略落实不到基层,得不到多数人参与和支持。书中所谈起的每次改革无一例外不是在触犯部分贵族或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因而受到他们的竭力反对、攻击而遭到失败。
改革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也是一项没有“完整蓝本”参考的事业,必然会碰到各种艰难险阻,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而往往道路又是艰难与曲折的。改革不仅有坚定的信念,而且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勇气。
古代中国历史上的每次改革,都是在皇权专制政体下自主推行的,以皇家利益为主导。改革过程中无不遇到朝野上下守旧势力的阻挠与破坏。革新与守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往往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或支持改革的皇帝是否真正拥有实权和他所依靠的官员是否得力,即支持改革的官僚集团能否树立权威,提高政权的调控能力,如果改革派不能在权力斗争中失败,或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失当,则改革必然进行不下去。
每次改革中,改革者不注重自身事情,缺少整体意识,考虑问题单一。有时改革者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了大局;有时不顾一切地追求效率而不注意社会公平;这样就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贫富严重不均,会造成社会不稳定,甚至引发社会动乱。
每次改革都是时代进步的要求,可惜的是每次变革都缺少变革人物和变革思想,把一场社会变革变成了社会内部对立和权利争斗。变革的本身是要改变社会的利益格局,削弱旧的利益集团,但最后又产生新的利益集团,新的矛盾体,不断陷入恶性循环。既无法有效调整新旧利益集团的关系,又导致改革受到各种利益的反对和掣肘,最后走向失败。
书中作者所说:“这些改革家在最不适当的时候,到了一个最不适当的地方,还要干改变中国最迫切要干的事情,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注定了这是一场悲剧的变革”。这种说法没有错!也很有些道理,但从根本上讲,没有点明这些时代改革者失败的本质。
改革不是改变,也不是革命,是国之大事,需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它是古今国家层面解决基本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当今我们面临的改革是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动力,同时是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捋顺上层建筑与适应经济基础的表现。虽然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改革都失败了,但从一次次失败的改革浪潮中,求新、求变的中国改革者开始复生,他们的各种改革思想为今后中国的改革奠定基础和方向,奠定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求实创新,根据自身国情,锐意进取,大胆改革的迫切愿望。
随着科技发达,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快速进步,党中央始终把:“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坚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同人民在一起、一切为了人民的处事方法,更快更精准的把握人民的的需求、解决人民的需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党是一个敢于自我反省,不断进步的执政党。改革的初心从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出发,不短平衡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不断的改革,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实现既定目标。
目前,我国历史开始进入新的征程,迈入了新的改革时期。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经验的政党一定会借鉴改革历史教训,以人民利益为主导,持续正确的道路,不断优化、不断创新,使这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改革真正走向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