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年级大会。清晨7：40，在本部召开。

这是年级的第一次大会，挺庄严的。我做了很认真的准备，下定决心一定要开好。头天晚上，我特意提前半个小时入睡。计划是第二天提前40分钟出发。北京的交通，永远是个未知数。不堵车时，瞬间就到；如果堵车，那就是未知数了。提前四十分钟，我想，怎么也够了。

晚上，我睡得很好。第二天，神清气爽地醒来，精神抖擞地去车站。人一刚到站，车就来了。我跳上车，发现车还很空，不拥挤，挺像我的包车。我美滋滋的，觉得今天开了个好头。

但好景不长，车一过上地桥东，就开始堵了。没来由地堵。时走时停，病恹恹的样子。开始我还不太在意。堵嘛，是常态。首都者，首堵也。但再堵最后也还是要走的。我暗暗庆幸今天出发早。就算堵个一二十分钟，我也不怕。

可小小的得意没有持续多久。

车进入了上地的腹心地带，不动了，完全不动了。放眼望去，窗外全是车流和人流，黑压压地挤成了一片。晨光已经开始灿烂，清晨的都市却被这堵车坏了情绪。车内，每个人都在不断看表，不断伸长脖子往前张望，每张面孔都写满了惶恐。车外，车行如蚁行，每辆车似乎也都有一张怨气冲天的脸，铁青色的，和灿烂的朝阳全不匹配。

我的耐心像个正在风干的水果，被时间的流逝一点一点榨干。当车一小步一小步挪到体育大学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爆炸了。离大会开始只有10分钟了！我要迟到了！我这个大会的组织者要迟到了！

我心慌意乱，沮丧万分。

那时刻，很多画面涌向我眼前：我义正辞严甚至气势汹汹地教训迟到的孩子；可怜的小家伙垂头丧气地站在我面前，嗫嚅着“堵车”。

我当然不会听……

这个我自己被堵在路上的惊恐时刻，我突然觉察到了自己的冷漠。

最后的结果是，在清华附中站下车时，离开会还有三分钟。我疯狂地冲过人行天桥，发疯似地冲进校门，向会议室狂奔。我这个中年妇女拼了命了，不要命了。但最终，还是迟到了半分钟。在众目睽睽下走上主席台，我虚脱得小心脏似乎都不是我自己的了！之后的会议主持，心情大受影响。

还有一个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了，我做了一个大主张：圆明书院推迟十分钟打考勤——圆明书院的老师，早上推迟十分钟上班，圆明书院的孩子，推迟十分钟晨读。

其实，早就想拿这十分钟开刀了——北京即将到来的冬天，太寒冷了！北京的清晨，太拥挤了！北京的孩子和老师，太辛苦了！我们可不可以多睡十分钟，就十分钟而已！

想，但却不敢做。学业的比拼越来越激烈，学生和老师的弦，越绷越紧。谁敢松？松了，就是罪人！

这十分钟，教育行政部门也曾想拿它开刀。在我的博客上，还挂着几年前热热闹闹出台的“京八条”，要求学生早上8点钟才能到校什么的。洋洋洒洒减负的政策八条，每一条都金光闪闪。可执行情况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要有一所学校还在轰轰烈烈很早就开始早自习，其他学校就不敢晚。晚了，成绩下降了谁负责？升学率低了谁负责？我还“立此存照”呢？！真是天真！我们的教育就像学生背上的那个大书包，越来越涨，越来越鼓。“做大”和“做强”在其他行业未必能够容易地落实，但在教育上，却都是有无数推手在主动推动着啦！

在这个惊恐万分的清晨，我下定决心：十分钟，不就600秒吗？孩子们晚到校600秒，又咋啦？

600秒，能做什么？让我们的孩子在床上多赖600秒，哪怕他们还得顶着星星出门；600秒，让我们的孩子吃早餐的时候能够稍微放慢一点点速度，哪怕他们还得在爸爸妈妈的车上或者公交车上吃早饭，甚至，忙乱得根本不吃；600秒，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走进校园的时候步伐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能够从容地抬起头来和正对校门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深深对视一小会儿；600秒，能够让迟到了灰溜溜地必须被签到的孩子少一个，少两个……

600秒，让校园的作息和正常人群的作息稍微靠拢一点点。虽然这600秒，远远不能改变，学生和老师，是社会上最辛苦的一群人的事实。600秒，让我们的生活稍微和缓一点点，虽然它离我们向往的“慢慢的，稳稳的，走得很仔细”的生命状态还很远。

这600秒，作为我的反思和忏悔，作为我的行动，献给我们的圆明书院。

（2014/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