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教书(13):校园只能是讲“情”的地方
(2012-04-19 04: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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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我说:校园不是讲“理”的地方,更不是讲“法”的地方,而只能是讲“情”的地方。
有的朋友同意,有的朋友反对。同意和反对都各自有理。我只说说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
我的哪怕是一点点感受,甚至连经验都算不上的东西,其实都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一般人年轻的时候都喜欢较真。我也一样。有几年不仅跟自己较真,也跟孩子较真,跟家长较真。于是,常常闹些“惨剧”出来。
一
是真打架。不是幽默。
你别看我个子小小巧巧,当年的脾气可是相当的大。当时我做班主任也好,做年级主任也好,颇信奉管理的“铁血政策”。我是学校著名的“四大恶人”之一,学生都很怕我。我带的班,都响当当的优秀得一塌糊涂。
当时自我感觉相当好,难免就有一点儿“自以为是”。
打架那年我任年级组长。
关于这事儿,我在《青春万岁──我的班主任之路》中写过一段,但只是前奏:
(http://6917.eduol.cn/archives/2009/812150.html)
有一个孩子教会了我等待。
从县城进入了市级直属重点中学之后,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心怀理想但莽莽撞撞幼稚天真的小老师了,我初步具有了一些教育艺术。我已经比较善于和各种淘气孩子打交道,和各个学生小集团中的不同的问题孩子都成为好朋友。
但是,我还是遭遇了许多的无能为力。
超的故事最让人扼腕。
在2003年的中考就要开始之前,他终于参与了一次暴力群殴事件,最终“坚定”地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我之所以说“终于”和“坚定”乃是因为他在出事之前,学校和父母都已经察觉到了他可能走出这一步,我们做了自认为最完全的防备措施。
记 得那天最后一节晚自习是我的。在下课后他离开教室之前,我还语重心长地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对话。超很叛逆,但三年来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我扶着他的肩, 握住他的手,殷殷叮嘱:“超,现在是中考非常时刻,千万控制住自己啊,再大的问题也要等到中考后……”我一直目送着这个高傲的男孩儿走出教室,走出我的视 线。
然后,我找另一个孩子洋谈话。他和超是死对头,随时都可能“掐”起来。
但就是在那天晚上,超和洋走出了我的视线后,“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群殴地点。
深夜,他进派出所的消息传了过来,我浑身麻木,万念俱灰。
超把洋打了。超把自己送进了派出所。接下来的故事,就不管超的事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张校长一起到医院去看那个被打的孩子洋。
其实去医院的路上,我是有歉疚的。虽然我做了自以为非常完善的防备工作,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我还是埋怨自己低估了孩子。可是一到医院,我的情绪就爆发了。
原因在于洋的父亲的“无理”取闹。
当着孩子的面,洋的父亲火冒三丈,怒发冲冠。这个父亲是跟洋的母亲早离了婚的。平时见不到他的面,这次孩子被打,终于现身了。那形象好似黑社会老大,出言不逊,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他一直骂,用非常恶毒的话骂,骂学校,骂老师,骂教育,全不把我们当人。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分辨了几句,告诉他就是在孩子打架前二十分钟,我还在找他们谈话。但没有用,这位父亲像一头发了狂的野猪,见人咬人,一个病房被他的骂声充斥得乌烟瘴气。
我实在忍无可忍了。终于我们争吵了起来。他跳起来要打我。我毫不畏惧。当时我也年轻,血气方刚。士可杀不可辱啊!于是战局拉开。我以弱女子对一个威猛中年男子。用鸡蛋往铁疙瘩上碰,临危不惧,立志鱼死网破。
张校长挡都挡不了。
当然很快就被众多病友拉开了。但我已经受伤,头皮被扯掉一小块,头发被揪掉一大把。那男人,也不会比我好过,差点儿被我咬掉耳朵呢。
回家后,我愤怒难平,和老公商议着要找律师,把这个刁蛮的家长告上法庭。总之是这事儿持续了好久,让我闹心了好久。
后来事情怎么平息的,我也忘记了。
事隔若干年后重新回顾这事儿,我为自己当年的冲动感觉不可思议。怎么会有那么一个“正义”得近乎像傻妞似的我呢?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怎么会闹成打架呢?我想,当年我哪怕聪明一点点,在思维儿方式上更健康一点点,也不至于走到打架的地步啊。
首先,在那种情况下,儿子在学校被人打得进了医院,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的父亲的愤怒是应该理解的。说了一些不太恰当的话也是可以理解的。我绝不应该把那男人的愤怒评价为“不可理解”。我太缺乏慈悲之心了。后来我做了母亲,更加理解了这种愤怒。当时我没有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我更顾及所谓事实的“真相”。其实,在许多时候,“真相”绝不是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安抚人心。
其次,如果我稍微有一点儿教育技巧,以及和家长打交道的技巧,如果我的胸怀更大一些的话,当时最好的做法是保持沉默,“支持”那位父亲把心中的“愤怒”撒完。人在情绪的极端状态说的话是不算数的。只有等一个人平静下来之后你才可以和他交流。这叫“延迟谈话”。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当时怎么就不懂呢?
综观这件事儿,我的愚蠢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选择教育时机的情况下,我便要急着跟家长讲道理,非要把是非曲折责任划分搞得清清楚楚。在最应该跟家长“讲情”的时候却跟家长“讲理”“讲法”,当然会把事情搞砸。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教育更是一个首先要关注“人情”的工作。没有人心的呵护和灵魂的安抚根本就没有教育。
二
也是真打。不是幽默。
当年我就是这样地充满“正义感”到近乎傻干。
我中午到食堂去值班,戴着红袖章维持食堂的纪律。学校比较大,学生多。中午就餐时总有学生插队等等。我们的任务就是杜绝这样的行为。
一般来说会比较顺利,大部分学生都是听话懂事的。看到老师在,都会乖乖地排队。
但有时候我们的“威信”也会被挑战,因为总会遇到一些顽劣的学生。
事实上,真正的教育故事都是由这些顽劣的学生写出的。好孩子还需要什么教育呢?
我见一个孩子在插队。个子很高大。显然是高中的学生。
我提醒他,他不理。
我再提醒他,他置若罔闻。
我有点儿生气了,去拉他,示意他不能插队。
他似乎也很生气,使劲甩掉我的手。
我也生气了,大声地斥责他,要求他出队。
他不出。
我又拉。
他还是不出。
我愤怒了。心想:嘿,哪有这样的孩子?!我还治不了你了?我是这样的老师吗?
我加大了力气。非要把他拉出队。
但那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偃旗息鼓。后来不知怎么地我们就“打”起来了。当时我真年轻啊,血气方刚得热血一上涌就全不管不顾了。今天不治了你我还不是老师了!我和那高大的孩子扭在一起,我又开始拼命。
但很快就被旁边的孩子们拉开了。最后不欢而散。那孩子没有吃成饭。我呢,气得全身疼──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生气不仅会让心疼,而且会让全身每一个器官都疼,特别是肝。我回家躺在床上好半天才缓过劲来。
结果不久就有自己班上的孩子来汇报,说那学生就是我老公班上的,还和我老公关系好得不得了呢。
事实上,后来那孩子拐弯抹角地找人来道歉,说不知道是师母等等。结果很搞笑。
我那次的全身疼痛真是不值得。
现在反思那次打架,完全是自己太不懂事了。如果我当时按照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的“行为四原则”去分析问题,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么滑稽的师生打架的状况。
最重要的是“相信原则”。那孩子为什么会插队呢?为什么会这么不听招呼呢?一般来说正常的孩子都不会这样呀。我相信他是个正常的孩子。那么,他的异常表现就有原因。总之,我要相信他不是要故意跟我过不去。他也许今天考试失败了,也许和父母闹矛盾了,也许暗恋的女孩儿不理他了,也许昨晚没有睡好,也许正在心理低潮期……总之,他有在那个时刻这样那样忽然变得“蛮横”的理由。如果我“相信”他的本质是好的,我就犯不着要跟他较真,跟他“死掐”。我退一步,延迟判断,延迟处理。摸出手机来给当时的场面照个相,用机智给自己解个嘲,等事情过了之后从班主任那里了解一下孩子的情况,再跟他谈,跟他“讲讲理”,问题不也处理了吗?
当时的我太好面子,太看重“对与错”的判断,太急着要解决问题,当然就只有把问题搞得一团糟了。
尊重孩子,相信孩子,理解他“执拗”的深层原因,宽容他的不理智。这,才是教育的底线,也是教育的起点。
类似的故事还很多。我的“暴脾气”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地坏事后逐渐改善的。现在,已经很少有学生能让我真正生气了(很多时候的生气其实是装出来哄孩子的)。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随着越来越对自己的缺点看得清楚,就越来越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悲悯。而遇到的弱势孩子越来越多,也就更对教育充满了敬畏。周末听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古琴手余青欣老师讲古琴,感慨颇多。她说:什么是慈悲?“慈”就是“予乐”,“悲”就是“拔苦”,此乃慈悲。
教育,首先就要有慈悲之心,为孩子们予乐拔苦啊。但是,我们却常常辛辛苦苦地做着“添堵”和“增痛”的事。
比起我们的少年时代,现在虽然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其实精神的环境却极度恶化。孩子们很难快乐,家长更是无比焦虑紧张。孩子和家长,都是最需要心灵抚慰的一群人。我们老师,必须先“得佛”,然后才能从教啊。
自度才能度人,此言不虚!
曾经教过一个孩子。有暴力倾向。不学习。捣乱。心理病态。该是学校最难管的孩子了吧。你无论发什么资料,他保准儿全弄丢。然后第二天坐在位置上幸灾乐祸地看着你──捣乱,时刻准备着。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有一次我发《中华成语千字文》的诵读材料,便特意给他准备了十份。
第一次发,第二天他就没有了。我把他请到办公室。再给他一份。并且给他装订好。亲自给他写上名字。
第三天他又没了。我又把他请到办公室。再给他一份。又给他装订好。又亲自给他写上名字。
第四天他又没有了。我再把他请到办公室。再给他一份。又给他装订好。又给他写上名字。
第五天他还是没有了。我再把他请到办公室。再给他一份。又给他装订好。又给他写上名字。
第六天他还是没有了。我再把他请到办公室。再给他一份。又给他装订好。又给他写上名字。
……
就这样一直坚持到第八天。第九天时,他看到他的篇子第一次出现在课桌上。
班上的一个女孩儿衡不理解我的做法,她跟我嚷嚷:王老师啊,你怎么这么好的耐心啊。他这么赖皮,值得你这么做吗?
值得。我回答。
我就是要让那个孩子知道,有个老师很在乎他,非常在乎。很爱他,非常爱他。
后来因为班级调整,我不教那个孩子了。他还是打架闹事不学习。但他遇到我,总是彬彬有礼。
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从来没有朝那个孩子发过脾气,一次都没有过。
还想起一件事,是关于舒校的。
有一次,一个孩子跑到他们语文老师那儿闹,要求作文加分。当时刚刚期中考试完,刚评讲完试卷。这孩子觉得老师给的作文儿分太低,比他上学期期末考试还低,他觉得不公平,所以要求老师加分。他说他上学期只写100多字还得了二十来分,而这学期写了三百多字却只得了十几分。不公平。
这孩子,也是个问题特别多的孩子。强硬。连捣乱都跟钢铁一样强硬。全校闻名。
他的语文老师懵了。告诉他是因为完全写偏题了。但不能说服他。他坚决说自己进步了,坚决要求加分。于是官司打到我这儿──我是教研组长。
我也懵了。改卷都是闭卷流水阅卷。两次改作文的老师都不一样啊。这孩子的要求,完全是无理要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孩子。
然后官司打到张校那个地方去。张校也无法处理。
于是就只有找舒校了。
据说舒校都没有怎么想,就说:只要为孩子好,要加分就给他加吧。
我们都懵了。
我是许久以后才明白舒校的用意的。
一个问题孩子,还能重视分数,这不是最好的教育机会吗?
一次平时考试的分数根本不值钱。也构不成对其他孩子的不公平,如果能够用来点燃学生的求知欲和生活欲,为什么不可呢?
我们做教师的,还能“施舍”什么。我们能有的,为什么不能给予呢?
教育这个事儿,在大部分时刻,哪有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对我错。教育就是爱,就是“恒久忍耐”,就是“恒久宽容”,就是冰心所说的: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经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舒校,是得佛的人啊!
(2012/4/19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