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府在干什么？给朝廷上贡嘛。上贡的是什么？烧酒，也就是白酒。并且测过酒精的度数，43度左右，蜂蜡封口。为什么写遵义府而不写成茅台镇或者其他？原因很简单，遵义是府，它是清代的一级地方政府，只有地方政府才能和清廷对接，才有上贡的资格。那么，是不是有清一代就没有茅台酒的称谓呢？答案是否定的。有限的资料和实物的佐证，“茅台”这个字眼在清代是频繁出现的。尤其晚清，这对于仁怀县这个地界上，至少有三家以上的酒坊对自己的出产是这样标志的。甚至并不排除诸多林立的私人作坊都以“茅台酒”来称呼。茅台是个地名，当初没有什么广告法或者商标法，所以，这个地界的酒都可以成为“茅台”。约定成俗，它们很多仅仅在茅台的前面附加一个汉字的“前缀”，这就成了各家茅台的可识别的标志。当然，上图所示的这款内务府监制，遵义府上贡的酒，广义上说，它也就是茅台酒，原因很简单，它一定在茅台镇那个地界上生产，内务府督造，有选择的征集。至于是征集谁家，它没有指明，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我们确信，一定会有一家或者几家烧坊来承担这个事情，只是不能以茅台镇的名义上贡而已。据史料记载，从康熙始便有“偈盛烧坊”的“茅台”出现，也有见过这个招牌的茅台，图案特别精制，但釉上图案系丝网印刷，磁共振检测的结果也是1868年，所以，说他是康熙年代不足采信。

那么，它好喝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如果味觉尚且健康，身体感受尚且灵敏，这早已经不是好不好喝的问题了。我们曾经在它的时间点上狐疑过，甚至一度有断然否定它的想法。但这一想法却又一次次的被逻辑所打败，最后不得不屈从于“实证”。这款酒的底部有这款酒用途说明，说是供乾隆皇帝登基大典之用，瓷瓶正反两面的腹部还有釉上洋彩画像，画像特别有趣。

 25岁的乾隆长这样吗？不知道。至少是年轻人的画像。富察氏呢？从头像上看，无论是弘历本人还是傅察氏都和他们的年龄相匹配。乾隆登基时25岁，那么傅察氏就是24岁，表情也与年龄吻合。从材料角度看，釉上彩和那个时代也十分接洽。我们还是仔细做了磁共振分析，准确时间点指向了1735年，即使计有半年左右的误差，遵义府给弘历登基的上贡基本没有错误。

即便是用于包装的别出心裁的木架，外表漆面的断纹也会指向那个时代。虽然并无断纹和时间的一一对应的定量数据，但时间久远这个结论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到了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我们手头仅有的样本来看，以“茅台酒”这个特定的称谓作为宫廷用酒便登堂入室了。外表图文用“孔板”印刷，相当于今天喷汽车放大号的操作。即使如此，这个“茅台”并没有说明到底是遵义府的哪一个作坊生产的，只是知道是内务府征集而来，当然要达到很高的标准。它虽然没有今天的理化检测指标，但上千年以来，靠嘴品酒一样靠谱。这并不排除在此期间的其他年份存在“茅台酒”标识的样本，但乾隆时期，“茅台酒”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名称已然是大行其道了。

当然这并不是最早的能与茅台酒相联系的一款。其实，远在雍正时期，茅台酒作为“国酒”充分参与了大清对各个番薯的赏赉，这些酒很多是功能性的药酒，很多样本上都写明了所参与的中药的名称。

首先说明，这款酒并没有“茅台酒”的标志，或者没有茅台酒之特定称谓，但有遵义府这一地方政府的标示，我们推测其为“茅台镇”生产绝不为过。即便雍正5年始（1727），遵义府由四川划归贵州，这也并不影响遵义府的存在，更不影响茅台这个地名的存在，也不会影响“茅台酒”的存在。它所使用的玻璃瓶，很多人不解，这还是与见识和常识关联。作为国礼，玻璃瓶是比之于瓷瓶还要高档的容器，玻璃在雍正时期的使用多在内府，造办处玻璃厂一直没有停止过玻璃的生产。

玻璃葫芦瓶的表面，用孔版喷釉的方法书写“大清雍正皇帝御赐（人参酒）苏禄国王赏用。”苏禄国是今天菲律宾西南方向的一组岛屿组成的小国，1915年归属于菲律宾。雍正四年，苏禄国王遣使奉表，五年奉使朝贡，这酒就是对苏禄国朝贡的“回礼”，曰为“赏赐”，乾隆时期也沿袭雍正之交往，直至乾隆二十八年，“遂不复至”。

乾隆皇帝自高自大，对苏禄国归化也毫无兴趣。乾隆十九年，“并贡国土一包”指望“户口人丁编入中国图籍”。乾隆敷衍一番，可见其心胸和目光之短窄。从地理位置的角度，苏禄国群岛是今天太平洋岛链最重要的一环，战略意义特别重大。茅台镇生产的烧酒，大量参与了皇家的赏赐活动，它的地位不可谓不高，说其是大清的“国酒”名至实归。事实上，茅台酒，抑或茅台镇生产的酒，有清一代，都无一例外的参与了清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婚丧嫁娶，大臣赏赐，行赏番薯，它都扮演着“纪念”性的角色。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清灭亡，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鬼迷心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并于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改元“洪宪”，准备在1916年元旦正式登基·。和大清一样，茅台酒依旧扮演了这份“纪念”性的角色，预成为历史见证的信物。

“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袁世凯一代枭雄，一念之差，身败名裂。这个“贵州仁怀恒兴酒坊特供”的御酒，就是为了登基大典做准备的。包括中华民国四年（1915）的银币，在特制的瓷瓶肩部“凹陷”处镶嵌，彰显了茅台酒所特有的地位。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其实并非袁世凯登基这款才有，有限的资料，光绪时代，也同样有此创意或习惯，光绪银币在瓷器和海黄木匣上的镶嵌装饰一样多次出现。民国四年“袁大头”原本稀罕，世人一直以为没有出现，抑或没有参加流通，存物稀少，疑虑甚多。实际也是如此，它的出现本来就是“定制”的，本来就是为特殊场合准备的特殊玩意，没有参与流通合情合理。只可惜，准备充分，构思奇妙，却没派上用场。所以，世人的短见或者存疑也特别正常。至于“恒兴酒坊”什么时候出现，个别资料也有存疑，但从无质疑的根据。若以实物为证，至少，“恒兴酒坊”的出现比袁世凯登基要早一些。这时候的茅台镇的烧酒生产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茅台酒"并非某个作坊专用，而是茅台镇所有作坊的共有名称，只是不同作坊冠以不同的字号而已。

若依托于实物，借助于精准无误的磁共振检测，若有好事者还可以借助于美国的碳14检测，这两个结果是没有差池的，磁共振的年代精度比碳14更精准更省钱（碳14是正负20年）。本来可以将“茅台”追述到更远的时代，比如明代，元代，以至于宋代都有出现。限于篇幅和研究不足，仅从大清开始，至于更遥远的事情，需要更多的精力和耐心去解析。至少，我们仅有的叙述，足以见得“茅台”烧酒在大清和民国初期的历史地位，至于当时是否另有其他地方的烧酒参与了大清的内府之事，我们发现甚少。至少茅台作为贡酒是毫无疑问的主流。它参与了太多的事情，太重大的事情，甚至可以成为“史诗”级的实物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