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历经三十多年的曲折行程，从而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基本形态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序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应该说许多领域实行了市场调节功能，摒弃了人为计划为主导的行政垄断体制。这种改革最大的获益者便是企业，成千上万的企业（包括个体、私营、民营、国有和股份制等形态的）站到市场的前沿，获得相应的法人主体资格，这就形成了市场繁荣与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同时改变了社会民众甚至政府的面貌，或者说是文化因子。那么作为当今时代文化特点的关注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的眼光，就不能忽略商道文化这一既历史又现实，既微观又宏观的课题了。

研究探讨商道文化的形成，有利我们树立全球视野，融合各民族优秀的商业文明的精髓，丰富我们的思维，开阔我们的视野，升华我们的智慧，共享人类的文明成果。

研究探讨商道文化的内涵，有利于我们清除浮燥与肓目的情愫，有益于反省商道和得失取舍，更有利我们怎样诫短期行事，续长远发展，更能让我们的商道文化成为育人养德润世的文明之餐。

一、      中华之“道”源

中国之“道”在中国历史的演变进化过程中，具有崇高而不可逾越的境界，也可谓是华夏思想第一峰头。它有似西方的圣经，阿拉伯世界的古兰经，但它的空间更大，影响的人数更多，历史更悠久，至今仍在延绵发展着。

今天，我们在传承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上，必须要继承大中华的文化背景下的优秀的传统思想，所以如今不管我们学习了多少种西方的管理科学和哲学思想，借鉴了多少他族先进的管理理念，如果要想让这种优秀的“种子”能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化、结果，就离不开“道”的研究，从这个意思上讲，道是我们的文化的本土，所以讲现代和未来的管理，就必定要学习理解“道”，并应从“道”入门。

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创造与发展，至今仍然呈现着勃勃生机，它构成了中国人所特有的精神境界、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也是现代文明创新发展的基础与营养。

我国儒释道三家都谈“道”，而且三家的“道”的理解注释却大有曲径通幽的意味。

老子说，“道无为而无不为”。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原动力和最终标准，是“无不为”的，所以才“无为”（不约束、不限制、不否定）。道本身有阴阳（有阴阳才有运动），但“道”与“器”比较，道是阳性的（主动的），器是阴性的，水至阴至柔，故老子认为“几于道”。人的思想应该像水一样，至柔，才能“几于道”。

老子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常道是不可“道”的。道是整体的、无穷的，中国文化中没有原子论，没有概念论。道，需要整体感悟（这也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障碍之一）。但是，道与具体事物结合，还是可“道”的，所以，才有“道之以政”，和“道之以德”的说法。庄子也说，道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但是任何“可道”的“道”只是一种显像，而不能说是道的一部分，道不是由若干有限、有形的元素组成，而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是“天人合一”道德观。公元前515年，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慕名拜访了老子。听老子一番论道后，孔子感叹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由此可见，儒学里对道的理解有多深，融合有多紧，发展有多广。儒家的出世精神，就是其中的典范代表。

有俗语称：儒教治世，佛教治心。佛教的重要意义在于给予人们一个希望的彼岸，一颗平静的心灵。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广泛地吸纳了包括儒道等众多的中华文化，从而形成如《证道歌》这样新教义，并流回印度。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谈佛论道》中道： “我们从这个“道”字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个宗教要解决的是现实的问题、今世的问题，不是神话的问题、来世的问题。”

由此可见“道”是中国思想最高的概念，儒释道三家都谈道，而且三家的道都很相似。也就是说“道”不仅是宇宙真理的化身，而且成为世俗真理的体现。

只要深入研习国学，就能寻找到更多儒释道三家论“道”的言论著述和思想精华，可以说儒释道都为商道文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且也可以说商道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三派文化基础上的，他们不仅没有相互排斥，还具有互补性，这在世界文化中是罕见的，也突显了中华文明的和谐与博大。

二、  说字释“商道”

先哲们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揭示了：”道”既然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它便体现了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人在处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应该遵循于“道”。

而这个“道”并非是抽象的概念，在社会发展的进程里，它触及并被引伸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各行各业之中，成为中国人处世、立业、做人的终生追求和最高境界。

我们日常耳濡目染的就有：任教要讲“师道”，习武要讲“武道”，饮茶须讲“茶道”，为官应讲“政道”，行医讲“医道”，从文讲“文道”，就做从事非法律允许的地下行当，也要讲究相关的“行道”。

如此类推，经商也不例外，做买卖也有自己的“道”，这在宋元明清时期被称为“贾道”，也就是如今我们冠名的“商道”。

 商道顾名思义即是从商之道，也是商务活动的技巧和方法的集成，深化一步便是商界的谋略与学问，再进一步的境界便上升到了商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规范法则。

而商道文化则是在商道活动过程里，形成的对于商业活动、从商人士及其影响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理念、规则和价值体系。

从我国历史的足迹去探寻，可发现经商的传统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从与长久浓厚的官本位相博弈里，在面对种种压抑与轻视的环境下，中国商业历史，显示出了特别的坚忍性和玩强的生命力，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商业文化，从中我们能够提练出光彩夺目的中国商道。

中国商道不仅对于今天我们正处于伟大民族复兴和经济转型可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商道为世界各种商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无论西方和东方，是天南还是地北，只要认真地去寻求，就会发现它与世界各地的商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中国商道文化的的探索也是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的。

纵观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就可比较清晰地呈现出商道文化的印痕，这是一条随着华夏商业文明发展进步而形成的一幅脉络，它也能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形态。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漫长发展过程，积淀了丰富的商业文化，涌现出了很多名商巨贾，他们以其众多的实践活动和言论，形成了商道文化的基础。

其实从汉字字形字义到民间流传的故事，还有文字的记录，都能感受到商道文化的起源。

翻开我们的汉字字典，我们会有更多的直觉上的感悟。

除了“贾”与“商”，还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货殖”、“经商”、“商业”、“买卖”、“生意”、“交易”、“贸易”等称谓。除了含义本身的细微差别外，也代表着不同时期对“商”的定义。

基于汉语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往往在这样的细微差别中蕴涵深刻的哲理。只要加以认真地经研习思考，就能够帮助我们从渊源和本质上了解商业，了解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进而会对我们理解“商道”提供一些有益的启发。

从词源里我们可以得知，古代最早对于“商业活动”的通用的叫法是“交易”，它一直沿用至今。

接下来就有了“货殖”的叫法。这里的“货”字，既有货物的意思，也有货币的意思，“货殖”就是通过货物与货币间的交易，从而达到使之“繁殖”增多的目的。从繁体字的“货”字是这么写的（貨），文字学上它从属于“貝”部。“貝”是“贝”的繁体，字义就是贝壳。远古时期，贝壳曾经作为天然货币而进入流通，因此像这些字——买（買）、卖（賣）、购（購）、赎（贖），等等（貴、賎、販、賒、賺、財、賬、貸、貿、賃、資），凡是与货币有关的字，几乎都从属于“貝”部；或者说凡是从属“貝”部的字，几乎都与货币有关。

从“交易”到“货殖”，虽然都是交换，但含义有了变化、有了递进。“交易”似乎只是为了生活需要而进行交换的，“货殖”则是为了“繁殖增多”——其实就是商业利益——而进行交换的。这种演变的过程，就导出了我们今天给予的定义：商业、商人、商道了。从司马迁写《史记》时篇目采用“货殖列传”，列传中所记载的人物都是一些职业或者半职业商人，《史记·平准书》述道：“商贾以币之变多积货逐利”就更明确无误了。

我国著名国学学者翟鸿燊教授在他的题为《中国文化里的商道人道和天道:明天道 了人道 启商道》的演讲中这样描述道：“儒释道文化里有没有商道?有。看儒佛道这几个字就很有意思!儒：人+需，佛：人加一个美元倒过来的。道：上面是阴爻，底下是阳爻，一阴一阳之为道。中国文化有虚极静笃，如果你不懂得儒家的慎独，你不了解庄子的坐忘，什么叫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你没有这个感觉，你脑能永远得不到开放。老子讲的虚极静笃，儒家讲的慎独，佛讲的禅定……”

当然这只是以现代人的思维对汉字形的释义而已，不过也能让人从中受到某种启示，能起到加深对儒佛道三教与商道关联的认知和感悟之功效。

三、  商道文化源点

我国先期的部落社会，其实商业贸易是十分活跃的，它促进人们的广泛交往，并促进了特色的社会群体聚合，甚至于影响到部落种族社会的聚成，还最终萌芽了具有社会经济结构与分工的国家模型。

秦之前，商业发达，因而培育了社会浓厚的平等自由气氛，这才有了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灿烂的“百家争鸣”。这其中商业文化的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首次出土了一批甲骨文，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经考证为商代的遗物，这使商代成为我国有籍可考的最早的朝代。商代从立国前的部落时期就是十分重商的，据《山海经》等史籍记载，发明了牛车，亲自驾驭，拉着货物来往于部族间做生意，王亥就是那个部落的首领。王亥后来一直受到商朝的尊崇和贡奉，可想商朝570年历史中商业的繁荣景象。

后来商朝为周所灭，商的遗民便流散到各地。而让人惊异的是，商朝遗民中无论原先的贵族还是平民，他们都对祖传的贩运业保持有浓厚的兴趣，并且传承光大。为此，周朝他族便将这一“商部族所世传的行业”叫做“商业”，将本来是指“商部族人”的“商人”演变为“货殖经商的人”。传统货殖业有“行商坐贾”的说法，从中你仍可以感受到商部族南贩北运、舟车不息的身影。追根求源，我们可以探寻到商业的源头了，同时也能从中体味到什么商道文化的生命力。

先秦时期的政治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辅佐周文王建立周王朝的姜太公，辅佐齐桓公成就一代霸业的管仲，辅佐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吕不韦，他们都出身于商人或有经商经历，执政后也都大力推行重商政策，大走通商富国之路。据此可以判断，商业在我国先秦时期的社会生活中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人也不像后来那样倍遭抑制和轻视。

还可从《周易》中的记载来看，炎帝也很重视商业，并设置了专门管理机构。也是《周易》里记载，我们中华民族的另一位老祖宗黄帝，也是很重视商业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意思是说黄帝通过制造水陆运输工具，发展长途贩运，促进物品流通，惠及天下百姓。

据《史记》、《淮南子》、《尚书大传》等典籍记载，黄帝的嫡传后人，尧、舜、禹，他们也都很重视商业，并且以促进商品交流作为治理社会的手段，甚至舜帝本人就出身于商贩，做了部落首领之后也是常行不辍——舜帝的身体力行，使他被后人尊奉为“华夏第一贾”。

众多史料证实，我们的祖先开创了中华商业史初始最绚丽的篇章，他们的在商道活动里，自觉或不自觉的作为和倡导，使之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商业的奠基人。

炎黄二帝到春秋战国，这一时期我国的商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商人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像子贡、范蠡、弦高、白圭、吕不韦这样名垂千史的大商人；而且由计然、范蠡、白圭等人通过自已的商业实践的总结以及对同时代商务活动的系统研究，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商业理论，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道的商道文化的源头。

四、 古代商道精典的启示

学以至用，古为今用。是我们探讨商道文化的落脚点。从以上探究商道之源，可以清楚地见到商道之法，讲究的德为先，信为本，善为果。我国历史上有无数的杰出的仁人志士，用他们执着的人格精神，开辟了商道的博大精深的理论。纵使在千年之后，依然散发着经久不衰的光芒和诱人的魅力。

1、仁义求信是商道之本

被尊为中华商祖的陶朱公(范蠡)，在先秦时代就已为商道文化树立了仁义求信的典范。

范蠡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在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等重大领域均有建树。范蠢在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他功成身退。即辞官先是来到齐国，并婉拒了齐王的宰相之聘，在齐国海边围垦种田，以粮为纲。后又散尽家财惠福百姓，迁徙至山东陶邑，再次经营致富。陶朱公的经营之道是心存苍生，以信认广交天下商客，以财富造福一方百姓，他的善行义举，赢得了世间美名，更引来了滚滚财源，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富豪。

所以“ 以仁为善；行义立信。”应是商人所信奉的商道精神。这也是衡量一个商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财富的多少并不代表成功的全部，而财富决不仅仅意味着金钱，它更表现为用财富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没有“仁义之心”也就不会有百年长运。

2、   天势地利人和是商道之策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出自孟子的古训，着实道出了商道成功的三个必备条件，缺一则必无大成。

天时：慧眼识商机

天时就是时局环境与趋势的结合体，因而商业活动就离不开审时度势，洞察未来变化和发展趋势，并能捕捉到稍纵即逝或飘忽不定的机会。通俗地说就是“慧眼识商机”。占得先机，顺势而为的人就会有了成功的起点。

范蠡经商的高明之处，是随时逐利，适应市场，灵活经营。他重视“积蓄”之理，并根据天时变化和生产规律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年成好，收进粮食，进行储备，水旱灾荒时售出，“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自己的经营决策根据价格涨落来决定。对商品的质量，他做到“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取居贵。”对于商品经营资金周转，他认为“财币欲其引如流水。”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地利：因势利导

地有南北，河分东西。能因利导从事商业活动，也是促成成功的因素之一。

范蠡最终选择的那个陶地，应在今安徽省涡阳县西阳镇范蠡村一带。这地方正处于各国之间，是一处与各国都不相干的地方，没有人争的地方，又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地方。特别是它北临中原，南接吴楚，交通四达，天下之中，正是个经商的好地方。范蠡在陶地有多种经营，不是单一地制造与贩卖陶器，虽然陶器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须品。除农业外，畜牧业也是他主要经营的行业之一。他在十九年经营之中“三致千金”，不能不说他是识地利的高人。

人和：商道＋人道

“商道即人道”的古训是自古至今的传承下来商道精神之一。无论是古代的商业活动，还是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所有的有序竞争，无不以信用为基础。因此，信用是无形资产，是核心竞争力。所谓“人道”，就是为人处世之道。诚信是为人做事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这也自然也是商道的核心价值所在。

范蠡一生不为名利权势所左右，并尽其所能行善助人，这是范蠡一生最大的特色。所以他每每能成功，这也是他为我们留下人和的光辉案例。

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魏国国王为解决不了一个案子“群臣一半以为罪，一半以为不当罪，而请范蠡来帮忙。范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说：“我家中有两块白璧，这两块璧颜色、质地、直径都差不多。但是，价格不同，一块值千金，一块值五百金。”王问：“直径与色泽差不多，怎么价格差那么多呢？”陶朱公说：“側过来看，一块比另一块厚一倍，所以值千金。”老子主张“不争”，还主张厚道。老子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处其薄”。（38章）“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55章）老子与范蠡这里所说的“厚”，都是一个意思，即忠厚，敦厚，厚实。不是当代的“脸皮要厚心要黑”的“厚黑学”。

范蠡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挣了很多钱，但他不做守财奴，每每“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而好行其德者也。” 这古今是不多的。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老子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9章）

商道上也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客户、员工、利益相关者和社会，都是人心的代表。如何做得到，还必须是修身养性行善积德。

3、   义利以德，共谋双赢是商道之途

商道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艺术享受，是一种哲学。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思是说，最高境界的善就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并使之生长，却不与万物争高下和利益，总是安然处在众人都厌恶而不愿意去的低洼之地。

“商道”要求商人必须用一种大度的胸怀，容纳百川。“商道”可以让人在利润与道德间找到平衡，利人又利己，得到最丰厚的回报。

当代有位著名商人在总结自已的成功之道时说：“小胜以智，大胜以德”，德“作为人行于天地之间的立身之本，在商道中就是诚信为本的职业操守。经商以牟利为目的，做事以德义为原则，在利与义的权衡中，我们不断的发展。

商道与人道是一致的，经营企业与经营人生能够合二为一当为至高境界。

给予与获得是相辅相成的商业命题。商人都希望以小投入换取大回报，但在衡量予得关系时，都要以行商做人的原则为准绳。

结果是简单的，市场是复杂的，而在运营过程中，大小高低便能一目了然。

范蠡的各方面成功也都离不开“义利之德”思想和共谋双赢的整体思路——他在投资上主张多元化，多种产业综合经营：他到齐国时先是“耕于海畔”，而后又兼营煮盐和皮货；迁入陶地后，他除了发展制陶业外，同时也还涉足“耕畜”。他在价格制定上提出要兼顾粮商和农户的利益，“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显示其曾作为“越相”的政治家的全局眼光。他还曾经“旱资舟，水资车”，曾对农业经济循环有所论述，都是讲经商不能为眼前小利动心，要从市场、行业的整体去考虑，还要主动协调与各方的关系，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变和谐了，商家的效益才能真正实现最大化。

经商之道，永远是在竞争与合作中平衡发展，成功的商人往往立足长远，在双赢的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发展。只有，共赢或多营，才能实现财富的均衡流通，使整个社会充满和谐的旋律，也就赢得了商道精神。

一叶可知秋，水滴能展阳光之美丽。让我们从一则则经典的谈商论道的短文里，一个个小故事里背后．去探寻修身处世立命之法，做人行事仗义的人生哲理，感悟博大精深的商道精神。 

                                                    二0一一年二月于杭州文思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