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4/large/78afe499jw1f9v2d5lqg7j20hs0dbjsu.jpg      我的童年在姥姥家度过，那是哈尔滨中心区一片老旧的苏联房，房子的举架四米多，有厚实的砖墙和铁皮屋脊，房子的前后都有足以在栽下几棵果树的院子。那是一个孩子们可以随意去邻居家吃一顿晚饭而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或者说谢谢的年代。我常去蹭饭的是涛哥家，并不是因为他家的饭好吃，也许抓一个馒头半根葱抹上些大酱就是一顿饭。我常去是因为大我五岁的涛哥有一把红棉牌吉他，价值37块，当时37块可能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涛哥很少让我碰他的吉他，通常我只是听他弹，后来我知道其实他弹得并不怎么样，最高境界就是能完整地弹出《鸽子》，但那已经足够让我拜服了。 夏天的傍晚，涛哥和几个哥儿们在街口的路灯下弹琴的画面拍下来，估计不会比美国往事或者牯岭街的海报逊色多少。那时，这伙男孩被姥姥称为不务正业的街溜子，他们对着晚归的姑娘媳妇吹口哨打指响的行为，被街道大妈称为耍流氓。
    我对女生开始有兴趣，大概就是看着涛哥他们吹口哨开始的。估计和马小军看到了米兰浑圆的屁股一样， 我看到姑娘一截白皙的胳膊或者阿姨宽松的连衣裙，都会有种腹胀感。当然，我没有马小军或者涛哥他们的胆量，从不敢上前搭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除了偶尔替女生在手工装订的木壳本子上抄一首李商隐或者琼瑶阿姨的情诗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其他示爱的方式。后来书看得多了以后才知道，妈的，原来“山无陵，江水为竭，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不是琼阿姨写的啊！太无知了。这种隐恨，直到现在我依然无法消解，以至于酒局上偶有文艺女青年要跟我玩古诗接龙，我都吓得望风而逃。
     1989年6月，我的大学生涯结束在一年级。就在我肄业的三个月之前，诗人海子带着《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德拉小说选》在山海关卧轨自杀了。 其实除了面朝大海，我并不熟悉海子的其他名句，但冥冥中我就是觉得，我的青春期就是这么巧合地死在了那个夏天，死前，我甚至没有摸过一下次姑娘的手。青春期死了，荷尔蒙却还活着。22岁时，我来到了广州的一家报社做杂役。那时的广州是个蠢蠢欲动的城市，每一条湿漉的巷子中都氤氲着钱的气息。通常，一个连发廊妹的小费都出不起的丑陋小子，会像火灾现场的液化气罐一样危险，而我却安静的像被刚刚阉割过的小猫，除了偶尔翻翻走私过来的《龙虎豹》败火，从来不敢求追身边哪怕凤姐一样的女孩 。直到后来游历东欧，才被一个吉普赛姑娘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世纪之交我回乡成婚。再见涛哥，儿子都十岁了。当年带着我叱咤足球场的肌肉帅哥，臃肿到坐着喝酒都喘粗气，估计他的肚子上已经没有了放吉他的富裕。涛嫂是典型的贤惠东北娘们儿，健硕、麻利、心直口快，而且看得出当年不是个丑姑娘。涛哥的儿子已经被夫妻俩惯得没个人样了，在饭桌上爬上爬下，一会用手抓菜，一会打着滚要再喝一瓶可乐，烦的我特别想一脚把他踢出去。酒酣之后，嫂子带着孩子进屋睡觉了，涛哥才长吁短叹地讲起了十几年来的过往。一向招蜂引蝶的他，一次酒醉后把人家姑娘的肚子给整大了，结果姑娘被家里净身出户，他则不再游荡，找了个厨子的工作，娶了姑娘，成了经济适用安居男，只有蒙尘红棉琴和身上的刀疤，偶尔提醒着他，也曾少年心事当弩云 。
年过四十，我在北京已经混了十几年，唯一坚持着的良性嗜好就是每周踢一场足球。尽管身边年轻人疾驰而过带起的风都会让我恍惚，我依然提着老残腿跑来跑去，几次重伤也不肯挂靴，我知道我在执拗地试图揪住青春的尾巴，揪不住，跟在后面嗅一嗅青春的骚味儿也行。即便如此，我的小腹依然顽强地崛起了，拂着自己肿胀懈怠的肚子，我偶尔会想起少年时和涛哥踢球的样子。也许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涛哥来电话说儿子大勇考上了广院，让我照应着点。责无旁贷地，我每月有空总会抽时间去看看大勇，起初只是带着这个小土驴子吃各种好吃的。大二的时候他就已经熟悉了东CBD的生活，网游、嗨场、杀人吧、生活馆，样样门儿清。而且大勇不仅遗传了涛哥的聪明，没有遗漏地也遗传了他爹的风流，学校的妹子泡够了就微信约炮，钱总是不够用，偶尔出事了，我这个叔叔自然是安全且方便的提款机。好在孩子学习不坏，我懒得过多地给哥哥嫂子报忧不报喜。
2014年夏天，我的一个朋友制片的电影正在建组。不知道从哪儿得知我和制片人是哥们，大勇带着最新一任女朋友来求我推荐上个女四五号啥的。被我拒绝之后，涛哥又打来电话，要我舍脸求回人。无奈，我准备了两瓶茅台，带着大勇二人约制片人吃了顿地摊羊肉串。一瓶酒下肚，朋友把我的脸从地上拾了起来，当即给选角导演打电话说女四人选定了。小姑娘乐得像早晨的喜鹊一样飞到制片人身边，搂着腮帮子就给盖了一个口红印。当晚，我借着酒劲给涛哥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说的都是些小时候跟着他偷邻居冻饺子、假装不小心把汽水洒在女生裙子上的乐子。梦里都是。
    一个月后，大勇约我吃饭。我以为他是要谢谢我，到了饭馆才发现只有他的女四号在。姑娘十分得体的表达了谢意之后，突然脸色一亮说到：“峰叔，女四这个角色只有几句台词，女三目前还没定呢，你能不能再跟制片人说说。”我一脸愕然，不知该说什么。姑娘马上又说：“大勇说不好意思再求你了，所以没来。”此时，我的电话震动着亮了，是大勇发来的短信：“叔，能帮就帮她吧。她说了，只要能上女三，她愿意先陪你再陪制片人。“
    去年涛哥脑溢血成了失语的半身不遂。我两次回哈，都止步于他家楼下。姥姥家所在的那条路，除了街名和一所整饬一新成了景点的小寺庙，我熟悉的一切都不在了。                                     
                                                文/宋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