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学习做学问、提升自我，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读再多的书，毕竟是间接经验，只有行万里路，才会有一个真实的体验和深刻的了解。从广义来看，行走也是对大自然的阅读。因为地球就像一本书，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就像只看到书的封皮而没有打开内容一样。当下的基础教育，更多是“圈养式”的知识传授，在应试教育的泥地摸爬滚打，学生累，教师也累。因而寻找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走出学校的围墙，走向自然，走向人文景点，在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场域里学习，接受历史文化的熏陶，就成为教师和学生喜闻乐见的一种方式。每年暑假，都有教育行走的活动。有带学生出游的行读、写作夏令营，比如上海樊阳、杭州傅国涌的“人文行读”。我知道的还有绍兴蔡朝阳、深圳蔡兴蓉、西安刘红朝等老师组织的行走。教师也有活动，比如张文质、谢云老师牵头组织的“教育行走”，越来越热，参加的老师很多。《教师博览》杂志社最近几年在全国搞的活动，辐射范围很广，影响力很大。这几年又出现了戈壁百里跋涉“挑战自我”的教师暑期教育行走，以年轻教师为主，也有年富力强、身体很棒的名家参与，比如李镇西、詹大年、王福强、方心田等，在全国教育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基础教育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业，里面囊括了很多不同资质的个体，天然要求教师之间必须合作，学会分享，实现知识和实践效果的增值。但以成绩量化评定教师能力的竞争文化，阻断了这种合作，不仅加剧同科教师之间的明争暗斗，也让不同学科教师争抢学生有限的时间，使学科教师之间的合作变得异常困难。对学生来说，这种竞争充斥于校园生活的所有空间，甚至自我之间也会不断被纠缠和撕扯。如果长期处于竞争环境中，“卷”是必然的，自我的迟滞发育也是必然的。谁都处于紧张状态，生活质量、幸福指数都会降低。不要说达成爱，单一评价指标下，就是连道德品质也很难达成。但如果逃出这种竞争的氛围，走向同道者的组合，走向大自然，走向人类创造的文化遗迹，就走向了另一个大课堂。这个课堂容纳天地，开阔自由，无比美好。有人总结人工智能时代的学习有三个特点：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即教材。也就是说，学习不是只在教室里发生的，学习的内容也不只是教科书上的内容，不只是那一点应对考试的知识，还是真实的世界里的各种事物，以及人类文明的各种元素。圈养式的学习肯定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对人的身心健康也是不利的。因为人生是一个旷野，而不是一个跑道，或一张试卷。对学生来说，行读不仅仅是旅游，也是结识新的同学，走向新的课堂，思考新的话题，并在活动过程中，走出背书刷题的倦怠，走出应试竞争的疯狂和压抑，与世界万物对话。对教师来说，行读可以找到精神的同道，诉说教育的喜乐忧伤，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学习新知，获得新的能量。樊阳老师是教育行读的先行者，也是探索者。早在30多年前，他就带领学生进行人文阅读，逐渐把课堂开到了教室之外。他带领学生进行人文行走，利用当地丰富的人文资源扩大学生的视野。在西安，他带领学生去乐游原，重走古栈道；在上海，他带领学生去鲁迅故居、文庙、上海外滩；他还带学生去过北京天坛、成都武侯祠，甚至去境外学习。这些年，他利用节假日已经带领学生和老师走遍了全国600多处人文景点。傅国涌老师七年前创办的“国语书塾”，意在恢复私塾教育的传统，把“学”与“游”结合在一起，在教育对象上进一步把游学者的年龄向下延伸，带领小学生边走边读。他带领孩子们到过杭州、乐清、西安、北京、南京，甚至英国、希腊、日本等，在“与世界对话”的教育之旅中，进行古与今、人与文、师与生的多重对话。然后他写出了很多有童趣的文章，而且出版了“与世界对话”系列图书。不管是樊阳还是傅国涌，他们的行读讲解都没有什么应试的知识，却能吸引孩子们的兴趣。这说明真正的求知与功利无关，只和内心的渴望与好奇心相连。他们的人文行读冲破了课堂的时空限制，让学生切实感受到了文化精神，更有现场感和历史感。同时又把学生的知行结合到一起，避免了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许多分裂，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人文，互帮互助，学会生活，学习友爱，进行综合性的学习，不断把知识内化为精神营养，成为生命内在的血脉。樊阳老师的一个学生在文章里这样说人文行读带给他的影响：“人文精神就像是温柔的港湾，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岗位，什么状态，它都如此安静而有力。现在想来，行走的灵魂早已在那时那刻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血液和骨髓。这条短短的道途开创了混沌世界的一条幽雅小径。”而傅国涌的七年行读，则是一场教育的实验，他说：“我几乎把有限的生命消耗在了国语书塾这个小小的实验中。”他认为：教育不是一场战争，不是激烈的角逐，而是生长，自然的生长。当教育被狭隘化，变成知识碎片的游戏，教育的本质就被忽略了。他通过这种行走，寻求活的教育。在游学中，傅先生的教育是潜移默化、步步深入的。在参观秦始皇兵马俑的时候，看到兵马俑的规模、阵势，他从审美的视角讲了“集体美学”。他说：“这里的‘集体美学’要求什么都统一，追求的是整齐划一的步伐和节奏。在兵马俑这种整齐划一的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宏大建构中，我们正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在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统治之下所造成的一种集体美学。”他同时把泥做的兵马俑和希腊的大理石雕像做比较，让孩子们在古今中外的文化时空中思考、穿行，思维得到进一步的开拓。这样的古今中外的穿越比较，在樊阳老师的讲解中也时有出现。对教师来说，走出原有熟悉的空间，逃离僵硬冷血的应试教育和恶性竞争，结识同道，构建新的友谊；认识仰慕已久的专家学者，并聆听教诲，一起出游；饱览名山大川，感受祖国大地的美好景致，陶冶情操……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曾经参加过《教师博览》读书论坛和谢云、张文质的“教育行走”，深切感受到教师们对教育的热情。虽然这些活动需要一定的费用，但教师们依然很热情，绝大多数都是自费。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听专家讲座、沙龙分享讨论，气氛热烈。这与学校组织的强制要求的考勤打卡式学习的沉闷气氛构成鲜明对比。我一位同事主动参加了一次西安本地的此类活动，回来说“很是震撼”，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给我看。不管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来说，学习都是一种高级的提升自我的活动，要求学习主体对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有一种热爱，这样才能有“我要学”的主动努力，而不是“要我学”的外在强迫。没有主体的热爱，学习就会变成一种苦役。面对同质化、内卷严重的基础教育现实，钱理群先生希望“给教育加入一个异数”，希望有“第二教育”。指望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实施一揽子工程，不可能包治百病，解决教育的所有问题。对于教师培训学习，政府虽然出台了很多政策，投入不少教育培训资金，但效果很有限。所以，走出教室创建“第二课堂”，寻找“别样的天空”，在当下相对封闭的教育环境中，创立了一种开放新颖的课程方式，不管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都是非常有益的。有人把“课程”分为“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如果“显性课程”是当下学校中的正式课程，那么“隐性课程“则是学生在学习环境中自然生成的知识、规范以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无疑，傅国涌、樊阳等老师的课程应该更近于“隐性课程”。它不是为考试或某种功利性的升学目标准备的，而是为成长准备的，是献给生命的礼物，也是对“课程”体系的特别贡献。在我看来，他们的努力是个体层面的一种教师自觉和教育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