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生产基地的头儿小丁，喜欢瞒着总部招型满释放人员，说他们干活有一把子蛮力气，速度快，不惜力。
那年，一个项目验收，我从总部去生产基地督战。大量的表格、记录、会议纪要需要补，每个流程都要文字验证、操作人签名，办公室人员忙得昏天黑地，车间里几个不当班的工人被调来帮忙。
工人张长安，也被调过来。他四十多岁，瘦长脸，缩在角落里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填一摞表格，见我走来，从暗影里扬起脸，咧嘴笑笑。我问他哪里人，家里有谁。他答，张北，家里就我一人。我以为他是光棍，一辈子没结过婚，不料，他接着说，媳妇带着孩子跟人跑了。我惊的眼珠子要掉地上，心想他不瘸不瞎不聋不哑，怎么留不住个女人？狐疑地扫了扫他，他五官周正，神情隐约带着些落寞，一笑，脸歪向一侧。旁边的车间主任笑嘻嘻打趣，您身边要是有合适的中年妇女，给他介绍一个。我心想，你们以为我是万能的呢，我到哪儿认识与他匹配的农村妇女？可又不好驳人家面子，便随口应承，行，我帮他留意点。
项目验收通过，我回到总部。一天，晚上八点多，我正在家休息，手机铃声大作，是个陌生号码，对方自报家门，张长安。
我与他寒暄几句，问，有事么？
电话那头，传来含混不清的嗫嚅，您上次说要帮我介绍个对象，找到了吗？
我哑然失笑，心想，真拿个棒锥当针，那天当着那么多人，我随口应下，在场的每个人几乎都明白那是玩笑话。而且，长期居住在城市深处的我，到哪儿认识离异或丧偶的农家妇女？电话里传来张长安拖着长声不连贯的追问，像是喝了不少酒。我如实告诉他，不认识中年单身妇女。
以后的日子，每隔一段时间的晚上，他便给我打个电话，问介绍对象的事，每次都喝了酒，嘴里含混不清，像含个热茄子，执拗地叨咕，找到没有？找到没有？有一阵子，他的电话搞得我头都大了，我经不住他这百折不挠的折磨，有心把照料我婆婆的家政服务员介绍给他，可转念一想，俩人的家乡南辕北辙，生活习惯不一，女方快五十岁了，大男方许多，条件悬殊的天上地下。
再后来，每到晚上八九点钟，我便发怵听到电话铃声。再看到他的来电，就不接了，任由铃声不紧不慢、坚韧不拔地响着，铃声之后冗长的沉寂里，能感到电话那端深深的失望。
有一年多，张长安没有给我打电话了，我去生产时，与小丁闲聊，小丁说，张长安离开了，有多半年了。
问，为什么走？
小丁说，不服从班组长管理，与班组长打架。
那个班组长是多年的老工人提拔上去的，我们早就风闻此人当着领导一面背领导一面，喜欢利用派活之际整治对立者，工人们敢怒不敢言。张长安见多识广，不吃这一套，看到班组长欺负他，就武力相向。
我对小丁说起张长安给我打电话之事，小丁埋怨道，您怎么不早说，早说我早修理他了。我笑笑阻止，说，张长安当时喝酒了。
张长安是型满释放人员，在家乡因打架误伤对方被判了几年，老婆在艰难困苦中熬不住，嫁作人妇，孩子管别人叫了爹，张长安出狱后，孑然一身到北京打工。可以想象，多少个寂寞难耐的夜晚，张长安独自来到灯火昏黄、四下简陋的小酒馆，喝到伤心处，眼睛红了，脖子上青筋粗了，便想有个温暖的家，有个知冷知热的乡下女人疼他，陪他说话。于是，他给我打电话，催问介绍对象之事。
在他的张北老家，家徒四壁，他又犯过错，媒人不肯登门。我想，我应该曾经让他绝望的内心燃起一抹微弱的火花。可是，每次酒醉后，他壮起胆子问我，我的回答像一盆冰水兜头泼下，他是怎样的失望与难过啊，万分惆怅中，他在月光与路灯交相辉映下趔趄着走回鼾声如雷的宿舍，在黑夜里昏昏睡去。
有几年没有张长安的消息了，但愿他成家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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