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打工,村里的人都笑话我呢。”
老郭无奈地说。那时,他的儿子还活着。
“村里人觉得我这个岁数应该在家里玩玩乐乐,怡养天年,可我不这么想,在家里待着手里没活钱,出来打打工,活动活动身子骨,手头有钱花”
老郭那年58岁,在我们单位生产基地干杂活。 城市里这个岁数的男性还拿不到退休金,河北农村,六十左右岁的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被人讪笑。我问:“像你这么大岁数的人,在农村都做什么?”
“种种地,看看孙子,现在种地都是机械,一年忙不了几天,他们就耍钱。不过,他们手里没闲钱,玩牌就玩一毛两毛的。我不跟他们一样,我出来打工,手头活分,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老郭说他们两口子在我们单位打工已经攒下十来万了。
老郭喜欢同我聊天。那时,我每个月去基地三、四次,只要见了我,老郭忙完活计,都笑呵呵地过来聊上几句,他身后是碧绿的池塘,翠色的芦苇映衬得老郭古铜色的脸膛发亮。老郭媳妇不如老郭爱说话,她梳短发,微胖,黝黑,和大多数来到城市打工上了年纪的农村妇女一样,低眉顺眼地默默干活,安分守己的模样。
一次,老郭在基地看到我,他左张右望,趁四下没人,匆匆塞给我一个有些发乌的白塑料袋,做贼一样。皱巴巴的塑料袋里盛着二斤多黄澄澄的玉米面,老郭让我回家熬粥喝,说这玉米面是他从老家背来的,临来时特意到村里磨房磨的,去了玉米的外皮,磨得很细,好喝还滋补身子。老郭每次从老家来,要先坐汽车再倒火车,进京后换乘三次汽车,无论拿点什么东西,全凭他矮小的身板手提肩扛,甚至挨其他乘客白眼。我爽快地接过来,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老郭的儿子没了。老郭有两个孩子,老大是闺女,三十好几才生下这个小子,老郭两口子勤快,什么也舍不得让俩孩子干,宝贝的不得了。儿子二十多岁,在天津打工,那晚和几个小伙伴出去喝酒,酒醉后骑摩托车返回住处时撞到马路牙子碰到了后脑,夜幕里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发现时,如歌的年轻鲜活生命,没了任何体征。
单位派中层管理人员带着老郭夫妇去天津处理儿子的事,肝肠寸断的场面令人唏嘘。儿子有个银行卡,上面存有万八千块钱,老郭没有取,钱不要了,因为取钱要开各种证明,手续繁琐,老郭怕耽搁帮他办事的上司工作,匆匆回了京。我们都以为老郭夫妇会觉得人生没了奔头,告老还乡。然而,没有。老郭说回老家触景生情,怕妻子受不了,在这里干干活,和工友聊聊天,日子过得快些。
那段时间,我有两三个月没有去基地,去了也是匆匆忙忙,回避着不见老郭。我心疼他,不忍看他那张历经巨大悲痛的脸,不敢望向他那失去爱子黯然神伤的眼。有好几个月,我的心头沉甸甸的,压了块石头。
隆冬时节,我来到基地,老郭已经调到食堂做饭,我去食堂看他。他瘦了,黑色晴纶棉袄套在身上肥了不少,他戴着齐胸的白色大围裙,挽着袄袖坐在马扎上剥蒜,见我进来,慢腾腾地站起来。他眸子混沌了,眼白有些泛黄,脸上少了从前的灵动,多了几分落寞与沧桑。这些日子,他是如何熬过这许许多多的白昼黑夜、日出日落、风霜雨雪与漫天雾霭?听基地的人讲,老郭媳妇经常干着干着活,一转身,泪流满面,老郭是个男人,稍微好些,经常开导媳妇。
我和老郭东拉西扯,绞尽脑汁说些海阔天空、杂七麻八的新鲜事,老郭一一地应和着。一会儿,话说到了尽头,我俩不约而同望向窗外,北风“呜呜”呼啸着刮过苍茫的天空,窗前那棵干秃的杨树被寒风吹得不停颤抖,褐色枝干相互倾轧。突然,老郭转过头,问我:“我儿子的事,你知道了吧?”我吓了一跳,神情慌乱起来,举足无措。我原以为不敢碰触这个话题的人是老郭,他内心深处没有结痂的疤还在汩汩流血,没料到,最不敢提及这个话题的人,竟然是我。我怕自己笨嘴拙腮、心思简单,不懂得如何安慰眼前这个饱经苦难的老大哥,我怕自己不能胜任他的信赖,说些轻描淡写、苍白无力的语言,我怕面对这令人心欲碎的事件。
好多年,我百思不得其解,老郭那次为什么主动向我念叨儿子这个痛心的话题,难道他没有心,不痛苦吗?直到现在,稍稍增加一些阅历后我才明白,老郭当时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他把我当作知己,认为我多识几个字,与我唠唠儿子,我会说出迥异于工友们的劝慰,他想从我这里汲取慰藉与温暖。可我,实在辜负了他这份热切与期盼。我忘记自己当时罗里罗嗦说些什么,只记得老郭一边听一边默默地频频点头,神情专注的像个小学生。
老郭六十岁了,该退休了,由于缴的社保不够十五年,农民工老郭领不到退休金。老郭提出还想再工作几年,但社保中心已经缴不进去费了,单位每年例行的体检查出老郭心脑血管有问题,怕工作时发生状况,没有接受他的工作请求,毕竟雇佣一个没有保险的岁数大的工人,风险性很大。
老郭的女儿女婿开车把老郭夫妇接走了。老郭女婿是包工头,带着家乡的青壮年在北京干建筑,由一开始的十几人,发展到近百人。老郭两口子到女儿身边帮着带孩子做饭。
后来,听人说,老郭女儿在一地铁口开了一家农副产品商店,勤劳的老郭在女儿那里一定过得很充实,没有烦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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