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张是广西人,据他自己说父亲曾是百色某县县长(那应该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事吧),九九年我在加蓬见到他时他四十多岁,每晚步行到我们农业援外专家组驻地玩打拖拉机,顺便看看有没有信件,我们在首都利伯维尔邮局有个邮箱,他国内的信件都寄到我们邮箱，但他的信极少。由于长年生活在非洲,他面色黝黑,总穿长袖衣衫、牛仔裤和高帮皮靴，他说这样是为了防蚊虫叮咬避免得打摆子。在市郊贫民区他租了两件平房,一间住人,一间存放父母兄弟从国内寄来的中国药品,每日他游走在村落间卖药，那时移动电话还未普及，他就凭借两条腿在清爽的早晨、炎热的白天或稍些凉快的傍晚徜徉于大街小巷,一走就是二三十公里。贫民们如果有头疼脑热肚子疼、风湿胳膊腿疼这样不太危急的毛病就喊住这个中国人向他买点中国药品。当地大都是价格昂贵的法国药，老张将中国药翻若干倍去卖比法国药还便宜很多，并且疗效显著。老张的药大都是退热、消炎、止痛、治疟疾的,他的药按片卖,一片要卖一两百西非法郎,一天能有三四万西非法郎的流水,不好的时候也能卖一万法郎，一万西非法郎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元人民币。卖的时间长了，许多当地人都认识了这个卖药的中国人，有时老张走到村子中，谁家若有病人路人就会告诉他。老张被偷过，他出去卖药，回来后屋内一片狼籍，药没了，藏在床下的钱也没了。中国药在当地政府没有注册不允许贩卖和使用，他还被当地药监部门查封过，被警察搜查过，甚至扣押过，所以每次卖药他只拿几板药或十几片药并且把药藏在衣服深处即使遇到警察也能轻易逃脱......他住陋室，一如贫民窟的黑人样过简单古老生活，吃饭不象中国人那般煎炒烹炸，吃黑人食品。没有人知道老张的具体住处，他从不让中国人去他家里。有一次他被汽车碰了，几个同胞开车送他回家，快到地方时，他说什么也不让送了，非要自己挣扎着走回去。老张就这样生活着，挣了些钱，还买了辆旧出租车租给当地人开，每天收车租，有时也赌赌赛马,每晚过来打拖拉机。

 驻地附近卖烤玉米的商贩有一小女儿，中国人来往于她妈妈摊前,她总是好奇地看着,唯独老张路过，女孩总跟见着怪物一般响亮地啼哭，黑人肤黑而浓眉大眼，中国人细鼻细眼，但面庞大多白皙或黄色,而老张国人脸庞非洲人肤色,让小姑娘娘分辨不清种族故倍感恐惧。  

 老张自觉和我们这些驻外机构的人员相比生活和地位有些差距,心中不免自卑,他来这里打牌一般只去棋艺室，有时来的早我们还没吃完晚饭，他就坐在院外的椅子上等，从不进工作人员房间。熟悉后他告诉我他年轻时插过队，后毕业于广西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分到南宁某外事单位，八十年代做为翻译随中国援外专家组来到加蓬工作几年，荣归故里后一颗年轻燥动的心便不能平静，他通过在加蓬认识的一老者向他发邀请函再次回到这里。问他为什么选择回来，他说为了让家人生活得更好，那时他已经结了婚，爱人是南宁一家歌舞团的演员，并有了儿子，他这一出国就是十多年，离开南宁时孩子尚小，现在已是翩翩少年，说着他拿出他妻子的照片，妻子身材高挑,一个非常时尚、优雅、漂亮的人儿，已从歌舞团退下来到中学当了音乐教师，接着又拿出儿子的照片，十多岁的样子，是个白净的英俊少年,两张照片怕磨损都用塑封封住了。我真纳闷这么好的家庭和工作他为什么舍得离开,而且在加蓬一待就是十多年没有回去过。现在想来老张初到加蓬时衣食无着,找不到工作,寻到卖药这个行当使生活有所改善的光景也不太长，而且依照当时的经济水平，回一趟国费用还是蛮高的。

一次老张一个多月没来打牌，再来时脸色苍白清瘦,原来他得了打摆子,由于没人照料，生命一度垂危，他靠自己给自己打针跨越了生死线，可想而知这一个月他一个人躺在小黑屋是如何忍受疾病煎熬的。

老张每次来都要问问是否有他的信件，一般都无获而返，可有一天小贾去邮局还真取到了他的家信，信给老张后他精神有些恍忽接着几个晚上都没过来打牌，后得知那信是妻子寄给他的离婚书。其实老张早知妻子已有知音，一是两人联系日渐稀少，基本无话可说，二是一两年前老张有一次往家里打电话时有个男人接的并反问他是谁,骇得他几乎再也不往家里打电话了，但老张还是不断给家里寄钱，希望能使妻子回心转意，再者还有儿子呢，直到妻子正式向他提出的离婚，他才结束这自欺欺人的家有妻、儿的虚幻生活。可能经历的坎坷太多了,也没看出老张多么痛苦,过了几天,他又过来打牌了。

    我们都劝他再找个女友成家，他说不想找了，随后又直言不讳地说自己身体不行,就想一个人生活到老，还给我们举例说在国外就有这么一种人一辈子就是一个人生活，无妻无子，孑然一身。

后来他还曾向我透露将来想他把父亲接到巴黎去养老，又问我三十万美金在法国养老是否够。

    十二年过去了,现在的老张应该五十几快六十岁了,不知是否回到了祖国,或许还过着那种总把他乡作故乡的漂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