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斌

1

柯浩德（即哈罗德·库克）的《交换之物：大航海时代的商业与科学革命》是集科学史、近代早期医学史和跨文化生产知识为一体的一部巨著。在这部巨著中，柯浩德为我们展现了深邃的历史观和宏大的科学观，为我们对商业的世界与科学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视角。

柯浩德认为，人们之所以求助历史以寻求慰藉，是因为他们知道历史产生的所有结果。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轻松自在地开启旅途，以其他方式进入历史这片充满着意料之外的危险和欢乐的领域。但是，“历史即异邦，古今大不同”，其呈现出的巨大差异性往往让人们不可思议。因此，没有一本指南能够帮助历史的旅行者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在历史中遇到的人和事。虽然人们对许多事物的第一印象似乎很熟悉，但之后这些事物频繁出现带来的却是陌生感。这种感觉撕裂了预期中的社会秩序结构，仅留下一丝曙光供人们解释。这一切都表明世界是由某些力量组成的，而这些力量在我们已经习惯的舒适生活中很少被注意到。

基于这样的思考，催生了柯浩德将一种知识与社会政治史及经济史结合起来的雄心，将其描述为一个代表所有融合起来的生活的整体。于是，他利用17世纪英国的出版物以及手稿，试图探讨在“科学革命”时期医学的发展是如何与经济、政治和知识生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而研究的重点则放在了医疗市场上，目的不在于夸赞市场，而是试图表明正因为市场的内在价值与古代学术的价值相抵触，这才极大地促成了医学观念和实践的改变。在此结论中，柯浩德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比较性的评论，指出整个欧洲大陆和英国都经历了同样变化，并暗暗发誓要进一步探索这些变化。

詹姆斯·范恩曾经指出，从事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机会突破论文限定的研究事业，除非他们能够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受此提醒，在柯浩德关于伦敦的研究中，他多次接触到关于英、荷两国之间的交流文献。他隐约察觉到两国之间这种跨越海峡构建起来的联系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把与法国进行比较的研究推迟，把学习荷兰语以及近代早期荷兰共和国的历史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

于是，在《交换之物》这部巨著中，柯浩德将全面目光投射在荷兰共和国身上。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与其说是“大航海时代的商业与科学革命”，不如说是“荷兰共和国的商业与科学革命”。柯浩德发现，近代早期的荷兰是一个不寻常的地方，它迥异于其邻国：无法依靠自己的资源发展，只能依赖于航运和贸易。这是荷兰与众不同之处。这一时期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商品的热情如何塑造集体行为和信仰”这一问题的理解上，而不是建立在对良善的道德追求的基础上。柯浩德强调一些特定的生活方式塑造了特定群体的文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反过来又形成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旦不断变化的游戏规则固定下来，人们就会创造性地利用这些规则，不仅是为了物质或政治进步，同时也是为了娱乐、熏陶和休闲；不仅是出于功利，也是为了探索未知事物。

2

像绝大多数历史学著作一样，《交换之物》讲述了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们。同时，这部论著也试图分享的一种认知，即意识到某些认识论在被应用时是想当然的或者欠考虑的——尤其是用于翔实而精确地描述自然物体。这种认知在16世纪与17世纪发展为所谓的“新哲学”。为了给这部论著的研究确定一个地理焦点，论著中所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来自荷兰共和国的地区。这些案例强调了今日我们称之为生命科学或医学的根本意义。

这部论著提出了一些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使得那些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深信不疑的人开始认为，他们对真理的判断具有更广阔的适用性，因为某种知识经济不断增长产生的主导性对科学的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这种方法研究科学的兴起，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新哲学”并非源于不切实际的、空洞的想法，而是源于心灵与身体合二为一产生的热情和兴趣。通过观察自然知识在某个地方变化的方式，我们能够瞥见，在一块更大的画布上，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类经验仍然呈现出与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恐怖和悲剧、欲望和成功等相关的元素。

在荷兰共和国，随着商业家在自己的世界获得主导地位，他们所给予最高评价的事物，无论是物质财产、社会态度、文化符号还是知识追求，都开始主导其他人的生活。但不管在本国还是在异国，交换经济的文化并不是唯一真正影响力的文化。这也给与这些事物相关的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大学教授，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们开始逐渐理解自然界运行的方式与方法，因为自然界的运行改变了知识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如同商业一样，科学并不是从世界中解放思想而兴起的，而是在与世界密切接触从而对世界产生浓厚兴趣的过程中诞生的。

那时，对世界的发现并没有发生在图书馆或者课堂中，也没有发生在我们今日称之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船长、职员、水手以及外科医生详细报告了他们的经历和系统收集的各种信息和物品。身在他国的外交家、商人以及旅行者详细记录了他们的观察，并把标本寄回本国。药商急切地收集着进出他们商店的所有的商品和信息，陈列、展览小部分神奇的自然生物以吸引顾客，同时展示他们对世界信息的掌握，有的甚至还开垦花园种植植物……如果想知道在荷兰正在发生什么，就非常有必要了解广义的荷兰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到17世纪中期，荷兰已经成为世界上扩张范围最大的海洋帝国，同时荷兰也被公认为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相关领域的领导者，这部分归因于荷兰人在亚洲建立的联系。在由海军支持的荷兰商业公司的帮助下，荷兰迅速占领了亚洲、非洲以及南美洲原属于葡萄牙的大部分地区，并且把北美洲和东南亚其他一些新的港口列入预备占领的名单。与此同时，为了达成目标，荷兰人极度依赖当地知识，这就意味着全世界的人都为“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有的是通过彼此受益的互动，有的则是通过非法占有或者胁迫。

3

柯浩德强调近代早期商业史和科学史之间的联系是对一些已经陈旧的历史文献的回应。在这些陈旧的文献中，16世纪与17世纪的海上冒险与知识变革时常被认为是共同“发现”世界的一部分。例如，科学史的奠基人之一乔治·萨顿把科学史定义为“客观真相的发现”。回溯历史，很显然，萨顿及其志同道合的人想当然地认为，“发现”或多或少是一种不言而喻的过程，因此只要有人不辞辛苦地仔细观察，有关世界的新信息必定会浮出水面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走出去，照着做”的问题。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观点在最近一些历史学家中常常被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这些史学家更关注从社会学、语言学以及文化方面构建科学知识。到了20世纪中期，格式塔心理学、艺术史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各种学科都清楚地表明，人类通常按照预期的方法解释世界。这些方法并非直接来自于自然，而是借鉴吸收自我们周围的人。换句话说，许多伟大的人认为，观念和文化对我们与周围世界的互动方式有巨大的影响。很快，历史学家与哲学家把这种现代主义美学重新解读为16世纪与17世纪科学革命的起源，强调了由纯粹的思想引发的精神革命，有时候可以被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转变。

至19世纪60年代晚期，托马斯·库恩等学者的举世名作问世以来，这些观点已经被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各种论点修正。这些学科的相关论点已经开始被历史学家用来解释为什么一种竞争性理论而不是其他理论能够催生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现在有时会被归入社会建构的范围。事实上，绝大多数此类的研究目的仍然是探讨思想和观念的起源。

因此，柯浩德认为，“发现”是科学革命起源的核心，或者更准确地说，致力于调查研究事物真相是对自然进行概括的基础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现”是自然而然、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柯浩德要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对智慧探索转变为知识的探索。换句话说，理解自然“为什么”是这样转变为理解自然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从技术层面来讲，新科学的提倡者排斥目的论——认为试图理解自然或者上帝的目的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非常重视对自然事物的精确描述，因为这些自然能够被感官捕获，人们能够对它们进行比较、改变以及用于物质改良。概念性的知识成为一种“思辨”；确定性或者至少很大程度上确定的知识与真实物体和标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此，柯浩德回答了萨顿及其志同道合者没有回答的两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投入如此多的时间、精力、金钱以及其他资源去寻求和获取有关自然事物的精准的描述性信息？答案是，商业活动，包括曾被称为“航海发现”的贸易探险在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什么这些调查研究处于自然哲学的中心地位？答案是，深嵌于商业活动中的各种价值观能够提供一些补充解释。

4

医学和自然史显然是近代早期兴起的重要科学，不仅在荷兰共和国，甚至在整个欧洲都是如此。150多年来，通过使用五官并辅之以理性而得到的知识，荷兰知识分子据此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希望以此来描述和解释自然。知识不仅有实用性，而且兼具品位和鉴赏力。准确的描述性知识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和乐趣，不仅受到新哲学的主要提倡者的赞扬，也被关注欧洲科学的其他学者所重视。

人们在新哲学中所看重的东西与商业所蕴含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商人对自然真相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自然真相对商业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他许多对身体经验有着充分认识的人，尤其是医生，更是如此。当然，新哲学与交易本身无关。然而，与欧洲商业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自然对象上。收集事实引发了巨大的兴奋与轰动，但它不仅依赖于大量的时间、精力、专门知识、经验与金钱的投入，而且还需要协同工作。即便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信息，也必须通过大型网络的协作才能够获得。

因此，耗费巨大的人力努力收集新旧信息并进行鉴别，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用现代科学史家的话来说，近年来，我们对知识的生产开展出了许多出色的研究，但也需要指出，积累与交换的方式改变了所产生的知识的种类。获得知识的优势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这种交流穿越文化边界，甚至无需改变人们对世界的深刻看法，而关于自然的概念和理论则深受当地文化价值如宗教或哲学观点的影响，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并不容易被置换。

因此，所谓的科学革命与第一次全球经济的发展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世界把秘鲁的银矿与中国和欧洲联系在一起，把加勒比海的甘蔗种植园与东南亚的肉豆蔻生长区域和奴隶劳工及奢侈消费品联系在一起，把咖啡馆和演讲厅中流传着的大量信息与书籍以及流行于欧洲的花园、珍奇屋和解剖学教室的自然物联系在一起。随着商业城市以及城市的金融资本在城市所在的更大的政治体系中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城市商人的价值观，包括他们的知识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日益占主导地位。

商业世界固有的价值观在当时被明确而自觉的认为是新科学包括新哲学的根源。其中最有思想的分析来自卡斯帕·巴莱乌斯。巴莱乌斯在充分认识到荷兰世界的物质利益的情况下，提出了智慧与商业相结合的想法。1576年，巴黎皇家学院希腊教授路易斯·卢阿撰写了一部普世史，指出“权力与智慧的结合”或者“武力与文字的结合”，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弗朗西斯·培根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哲学和世俗效用的结合能够建立一个公正和强大的国家。巴莱乌斯将这一论点向前推进一大步。他指出，知识和商业不只是彼此联系，它们还有共同的源头：人类精神——一种产生的知识和商业的爱。

而勒内·笛卡尔则以“认识你自己”直指精神与身体之间亲密、复杂、动态的关系，这些关系也是伦理哲学和医学的核心。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认为我们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支持以自然理性而非正当理性来认识世界，甚至保持健康。笛卡尔认为他可以用我们的方式来定位我们的本性，而不需要去超越我们的本质去寻找本性的真实来源。他出色地利用了第一性原理实现了把所有自然知识置于一个合理的新基础上的想法。

转变对自然知识的关注点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需要经历斗争，甚至是不断的斗争。这些斗争不仅体现在对事物知识的重要性这一概念的驳斥，同时也体现在对它含义的争议中。然而，它对于解决现实和紧迫的物质生活问题、满足感官、认识真实存在的自然世界、安慰心灵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是那些积极生活的人所不能否认的。新科学并不总是简单地敲响智慧之门，也不是简单地要求与其他知识进行平等对话、取得同等地位，而是新科学总是以多样化的形式出现。贸易公司的成立当然不是为了无私地追求知识，但公司雇员却有意无意地推动了对自然进行极为艰巨的调查，并把世界上所有的实用信息联系起来。全球科学发轫于全球经济兴起之时，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