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抓错人无罪，挑战玩忽职守底线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

   2月2日，青海省湟源县法院对“跨省抓错人”责任民警张军治作出无罪判决。此前，张军治等人远赴湖南抓人，因错抓致湘籍女子刘丽被无辜关押12天。后青海省检察院将该案列为督办案件，西宁市检察院指定由湟源县检察院办理此案，后湟源检方以张军治涉嫌玩忽职守诉至法院。

    法院与检方意见不一，在日益强调“以审判为中心”的今天本属寻常。年初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对各类执法司法考核指标进行全面清理，坚决取消刑事拘留数、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不合理的考核项目。“有罪判决率”既然已被取消，检方为何对一起“无罪”案件穷追不舍？

    当然，抗诉是检察机关的职权，是刑事法律监督的一部分。检方的抗诉理由在于：张军治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恪守法纪、秉公执法，却在网上发布一个不真实的通缉，并在抓错人的情况下，没有积极处理，反而到处游山玩水，导致刘丽被羁押12天。这当然应认定为玩忽职守。

    一审法院的无罪理由则在于，张军治虽在查办李芳盗窃案过程中存在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行为，但公诉机关指控张军治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证据不足。现行法上将玩忽职守罪归属于结果犯，即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具有玩忽职守行为，同时还要达到“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才构成本罪。法院认为，“跨省抓错人”事件发生后，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这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不能认定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的后果。

    同案同判既是大众的期待，也是法律的期待。但个案千姿百态，控审两家难免就同一案件中的关键问题认识不一。司法制度为限制这种因理解不同而带来的判罚分歧，同时也为了监督初审法院依法裁判，设计了上诉、抗诉和二审制度。

    从“跨省抓错人”一案来看，检方以抗诉的方式依法触发二审，有充分的理由。从外部视角看，法院以“媒体报道不算影响恶劣”为由，认定该案无玩忽职守的结果要件，颇显牵强。张军治等人远赴湖南“跨省抓捕”，本属正常公务。但他们抵达湖南后，却先游玩了一圈，致使无辜的刘丽被人为延长了羁押时间。且不说此案被披露后舆论一片哗然，单说张军治等人将个人游玩置于法定职责和公民人身自由之上，此等行为引发社会各界广泛批评与质疑，也直接损害了警方的公信力，难道这还不算“影响恶劣”？如此，刑法对玩忽职守的入罪标准究竟要放在何处呢？这可真是挑战民众的底线和忍耐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