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另类视角

首先，国内经济已经转“危”为安，而且克服困境的过程会比较顺利、时间不会漫长。原因为何呢？我认为，这是由我国社会的传统特色决定的。时光虽然迈进了21世纪，改革开放也已逾30年，而国内经济依然保留着大量的本土化传统特色，表现出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比如，在国内，GDP指标对经济的指示作用就不很显著。许多经济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从追述历史过程中反倒可以得到更多启示。

可以探究：在我国古代，究竟是什么在反映国势（长期集权，政治、经济趋同）的强弱呢？显然不是GDP（古时没有），那么一般来说应当是财政状况了？不是，至少不是主要的。那么是什么呢？我认为反映国势强弱的依据是施政措施是否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即一系列政令是否得当，也即霸、王道需要在仁政框架下求取某种平衡。

社会关心的是施政行为，包括祭祀、礼教、备荒、治水、赋敛、讨逆、安居、赈施、外交、征伐等，而非仅仅财政收入这一项。比如，西汉“文景之治”是公认的盛世，可汉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距离汉高祖去世仅15年，距离西汉建立仅22年，而高祖在位时的社会状况是：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一个皇帝都凑不齐四匹纯色白马的年代，又经诸吕之乱，文帝在位的23年中，很难想象国家财政会有多少积累。那么，何为盛世，“盛”在何处？显然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仁政起到了稳定社会、收拾人心、恢复生产的效果（论据从略）。汉武帝一生好大喜功，晚年财政窘迫（论据从略），但他这一朝也为后人所称道，原因在于破匈奴、通西域，芟夷外患，扩充版图，赢得了国家荣誉。唐朝“贞观之治”，更是难以仅从财政状况加以解释：史称贞观4年开始大治，中后期反不如前期（魏徵语），而贞观初年时，外有突厥威胁侵扰，内有旱灾（元年山东、关中，2年关中）、水灾（3年中原），财政积累更因隋末战乱延续至武德后期而远不及隋朝（略）。如何称治？原因可从《贞观政要》中找到大量佐证，而《贞观政要》本身根本就不是一本财政年度汇编，而是一部施政要略。

相反的例子也很多，所谓乱世也并非仅从财政状况一项得出，判断依据是施政所导致的严重负面影响。比如，隋炀帝大业12年（公元616年）重要粮仓被相继攻克时，粮食堆积如山（其他论据略），表明国家财政并未破产（毕竟经过了魏晋以来300年的积累），但穷兵黩武、滥用民力的结果足以表明施政的残暴。中国历来施政能力的影响力都远大于财政实力本身，可以大胆推论，明末崇祯财力固然窘迫，但导致其灭亡的主因仍然是崇祯帝的施政不当，当时内忧外患的情景未必甚于清朝咸丰末年，他若不征“三饷”而是采取类似慈禧自办团练的做法，形势未必就急转直下。不是说财政积累不重要，而是社会敏感度不如施政本身。

至于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何在，我认为有两个：一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发达完备，依靠相对过硬的文官集团（凌驾于胥吏阶层之上）与强大的监察体系，基本上能够有效保障施政得以落实，国家机器运转良好。二是专制之外重视儒家思想教化民众，实际上是长期实行愚民政策，最大限度地削弱反抗力量，客观上增强了民众的承受力，久而久之，也使其对财政观念不甚敏感。如此还派生出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政府的动员能力十分强大，其中包括各种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财力不足它也不担心，因为自信很快就能迅速积累起来。所以，应当说中国的这种体制非常适合积聚国家财富（当然政策一旦失当耗散得也快），也比较有利于解决危机。

当然，尽管时代进步了，在民智与制度方面都发生了巨变，人们不再过度敬畏、依靠政府的同时，政府积聚财富、调动资源的能力也不再如古代那样强大、自如、直接，但不能否认的是今天国内依然保留着大量的本土化传统特色，影响着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也就意味着国内显著不同于西方的特点犹存，其中就包括政府合理施政、统筹兼顾、应对处理危机的优势以及民众对财政经济状况的觉察、感知能力的薄弱等方面。

我们在追求更多自由幸福的过程中，是否正在以牺牲更多安全为代价呢？我们在采取各种经济政策化解危机时，能否做到不延缓改革步伐呢？中国人的财富观、价值观随着民间积累与消费增长而发生巨变之时，政府面临下一场危机时还有更充沛的资源可供调动么？好在那是以后的事，这次中国有足够理由自信：国内经济转“危”为安、克服困境不会太久。

其次，走出危机后，中国发挥自身贸易优势只会增强不会削弱。我不太赞同那种认为中国出口商品在质量上缺乏竞争力的看法，这意味着静止地看问题。其实，在马可波罗13世纪来华后，中国的商品就逐渐深受西方喜爱。甚至在鸦片战争前夕，“英国输华棉布虽然增加了一倍多，棉纱虽然增加了5倍多，但每年总值不及70万英镑，加上其他制造品也不过100万英镑左右。而中国销英茶叶每年约值1000万银元，丝和丝织品约二三百万银元，合计约300万英镑。”（见翦伯赞主编之《中国史纲要》（下）第9章） “英国急于输出的棉、毛纺织品，在中国都缺乏销路。毛织品的滞销是由于不合内地穿着习惯，外来棉布价格虽比土布略低，但不耐久，缺乏竞争力。……中英贸易有利于中国，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认为不利的情况。”（同上）显然，正是中国贸易的出超招致了英国的鸦片输入！当今，改革开放30年后，中国商品以其价廉物美赚取了巨额外汇，很难想象只有量却无质能够取得长期顺差（有不少国家对我国出口商品甚至产生了依赖性）。当今时代，贸易形势与综合国力都在风云变幻中，很难说某种比较优势就必然丧失而非转化（论述从略）。

万军 随笔 

2007．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