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东晋门阀政治》有感

     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我在大一时读过的启蒙读物，由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思维的欠缺，当时的我几乎完全没能消化这部著作。事实上，史学也一直是我的短板。这次重读《东晋门阀政治》，我仍然不敢说很好地把握了这部书的重点，但在研究方法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前段时间我在温习当年听刘浦江老师的课时做的笔记，意识到凡是与士族有关的问题，当时老师为我们介绍的史学研究前沿都是对士族概念的解构，比如认为牛李党争就是意气之争。田余庆先生这本书也是这样，里面每一个发生了重大影响的结论，都可以视为对士族概念的解构。比如：只有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门阀政治只是皇帝专制的变态；东晋门阀都不是汉代的一流高门；流民是推动东晋门阀政治演进的重要力量；婚宦并非研究门阀的唯一途径，等等。

然而，有趣的是，正是这本解构士族概念的书，引发了当时一张白纸的我对士族社会的强烈兴趣。这本书使我认识到，士族并不只是我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恶霸地主”。士族也有“贤愚”的问题，有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内部分层，在一定范围内，家族和个人都仍有上升和下降的可能。这些规则往往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心照不宣的不成文法，而这种微妙的东西，正是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所感兴趣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兴趣，我选择了中古诗歌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其实我对这些中古诗人在现世取得的事功和权势一直比较茫然，但我记住了他们呈现各式各样贵族性情的作品。

最近几年，以我所见，有关士族的研究又重新成为热点。在晚唐方面，则体现为对山东士族和牛李党争的重新认识，比如方坚明的《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李建华近年来关于山东士族的研究等；在六朝方面，对六朝士族的再认识，似乎也成为2014年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出现了林晓光的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曹旭、全亮《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1），蔡丹君《“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云梦学刊》），2014.3），葛志伟《钟嵘生平三事考释——兼论<诗品>的撰写动机》（《社会科学论坛》，2014.1），王尔阳《谢朓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的再探讨——兼论钟嵘《诗品》的材料组织形式与近世诗人批评方法》（《现代语文》，2014年第4期）等论文，都在讨论典型的士族人物与周边环境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如何作用于文学。无论是我老师一辈的学者，还是我的同辈新人，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士族相关的问题，这不仅说明士族相关问题的魅力并没有消减，也隐约透露出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某种动向。在这些研究中，士族的概念不是被进一步解构，反而得到了新的建构。这种建构是站在田余庆先生等老一辈学者肩膀上的，是在士族概念消解的基础上对中古士族社会的重新思考。

今天的我们明白，乌衣子弟几代以前的先人可能并不显赫；饱读诗书的贵族诗人可能成长于边鄙，有一个孤独而清贫的童年，需要与庶人子弟一起参加考试；众望所归的士族清流可能并不掌握实权，甚至做不了太大的官。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承认，士族还是士族，那么，士族究竟是什么呢？田先生那一代学者的研究和解构，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

在今天的学术研究中可以看到，“士族”仍然不是可以悬置的概念，回避“士族”的概念会让讨论陷入无解的混乱。而历史事实在以往“恶霸地主”式狭隘“士族”概念映射下呈现出的矛盾，则已经可以通过田先生那一代学者的拓展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例如，“士族”群体的相对性，不能证明“士族”的虚妄，却可以让我们看清“士族”与“权贵”利益的边界，更好地理解一个群体或一种政见所代表的阶层；“流民”的影响力，也不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无力，但可以启发我们更多地去关注高门与“流民”相反相成的动态关系。对士族现象多样性的发现，补充了我们对士族概念的认识，使我们对士族时代的想象日益接近完整。

今天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想象“士族时代”的时候，“士族”和“时代”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亦即一种特性究竟是时代特征，还是所谓“家风”？“家风”和时代特征始终是交缠在一起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田先生的处理方法是根据门阀交替掌权的顺序，每一章写一个家族，用一个家族代表一个时代。这种写法显然是非常有效率的。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专门做“家风”的研究，仍有必要将“家风”从时代风气中剥离出来观察。比如陈郡谢氏，在文学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六朝家族，这个家族的“贵族性”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往往表现出累世贵族的特征，但实际上，陈郡谢氏又是个“后出门户”。而我们甚至从淝水之战前谢氏的表现中，就可以窥见一些非常高端的“贵族性”。谢氏家族从上升期就给人留下“高卧东山”的印象，而与此相对，可能琅琊王氏直到六朝晚期还更多地保留了深谋远虑的儒、法色彩，显然不能说王氏家族缺乏贵族文化的积淀。窃以为，与其说谢鲲的“一丘一壑”是上升家族的矫情伪饰之语，不如承认这个家族在不甚显贵之时便已存在某种高贵的文化天性；与其说鼎盛时期的谢家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不如说那个时代的风气和政治需求选择了谢氏家族的文化。在我们今天这个“家风”开始成为热门的时代，这是我们会重新思考的问题。

田先生在引用古人评议的时候，很注重评议者所处的时代。大一统时代的唐人，与偏安江南的南宋人，在看六朝时的感受肯定不同，结论也肯定不同。到了清朝，可能又是一种看法，一种结论。我们是透过评议者的时代去理解六朝，也是透过六朝来理解评议者的时代的。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有价值。

而这种研究方法带来的另一点启发是，我们今天当然也会有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结论。历史从来不曾远离，总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照亮一个新的时代。前辈从他们的时代回望历史，我们或许已经无法顺着他们的路径超越他们的成就。所幸我们还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六朝士族“粉丝”，正以密切关注遥远古代的方式，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