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也是要商量的

看到地方台一个新闻，说一个可怜的老少三代四口之家原来挤在两间一共20平米的狭小斗室里，现在好了，安居房建好了，分到了两室两厅。市长去祝贺，坐在漂亮的长沙发上，拍着人家的大腿问这家的主人：怎么样呀，满意吗？男主人乐得合不拢嘴，只是傻笑。接着记者发挥了一下，大意是高度赞扬惠民工程，衷心感谢政府关怀。

这样的新闻太多了。

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没钱去读，父母愁得想哭，好心的老板知道了，送来一个红包，于是记者说，社会不缺爱心，还是好人多呀！一个乡的书记放着一辆小车不开，每天骑辆摩托走村串户，于是记者说，老百姓感动呀，谁说干部没有好作风呢？一个农家的孩子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县委书记出面把他安排到一家效益不错的私企上班了，于是记者说，我们的领导情为民所系，真正是我们的父母官呀！一个入室盗窃伤人的案件告破了，受害人的财物追回来了，躺在医院的医药费也有着落了，于是记者说，警察叔叔真是我们的保护神呐！

老百姓天天看这样的好新闻，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于是尽管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只要多看一会电视，心情就大好。

有些反调分子觉得别扭，要找点毛病出来。于是问：这是事实么？呵呵，千真万确，都是铁打的事实。但要是再问一下：一个老板的捐赠就能说还是好人多么？一个乡书记的轻车简从就能说干部的作风好么？一个县书记的举手之劳就能说领导是人民的父母官么？一个刑事案件告破了就能说公安是人民的保护神么？这就麻烦，一问，宣传的效果就没了。

我们经常讲实事求是，并经过严格的考证，认为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思想说来说去，也就是这四个字。于是，官员们，无论大官小官，言必称实事求是，仿佛除了基于事实作出判断，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你看，多么的客观公正。

许多掌握话语权的朋友粗暴地认为，实事，就是存在的事实，至于有没有普遍性，就模糊化了。其实宣传工作的要义就在于通过掌握的话语权，将个例放大，使之覆盖全面，成为普遍真理，让人以为一个点就是一个面，一个瞬间就是一个永远。

还记得我们的好传统树典型么？典型是不是真的，是真的，的确有这样的优秀分子。只要这个社会没有完全彻底溃烂，从千百万的人群中找出一个两个这样的感动中国的人物并不难。好了，放大这一面，老百姓耳濡目染久了，就会造成一种错觉，以为都是这样了。这样的宣传因为基于事实，似乎懈可击。可是要命的是，老百姓一回到现实，就会发觉不是这么一回事。比如学习焦裕禄孔繁森的事迹，感人呵，老百姓就会想，党的干部真是好人呵。可是回家拿眼睛瞧一下当地官员的嘴脸，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可见，事实也是要商量的。

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应当具有普遍性，个例不说明问题。这就要用统计数据说话。

有些搞烦琐哲学的国家，要做一个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闻总要搞多种多样的市场调查和民意测验，选择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标本，进行有严格程序的测试。这样虽然麻烦，但得出的结论无疑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中央台搞的你幸福吗节目，人家就不会上街去逮住谁问谁，然后有选择播放，从而得出结论说，全国人民幸福呀。它必定要搞一个什么民意调查，说抽样了多少样本，问了一些什么问题，各种答案各是多少，国民幸福不幸福，用这些数据说话。

当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做一条新闻，要搞那么复杂的调查，多累呀，远不如我们的记者遇上一个事情，就灵光一现得出一个结论来的这么简单而快捷。更主要的，这是一个很敏感的事情。要是就干部作风问题也这么来一次市场调查兼民意测验，而且是来真的，恐怕就不能再说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了，贪污腐败的干部只是极少数了。这是动摇国本的事情，万万使不得的。

可惜的是，如今的老百姓，已经知道了个例只是个例，不能代表全体。新闻界的朋友，最好不要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