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每日读评（十一）：

秦之遽亡，时势使然

究秦二世辄覆之因，向多咎以暴政。钱穆《国史大纲》曰：“秦政之败，要在用民力逾量。”其意殆同。

然以宏深之历史规律视之，则秦之遽亡，乃时势使然，非特关始皇、二世之治政也。

秦灭六国而统天下，其历史之大意义有三：一者终封建贵族政权时代之章，二者创中国中央统一政权时代之肇，三者兴平民意识觉醒时代之潮。此三者，皆秦遽亡之根由。

封建贵族政权之崩坏，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剧于战国晚季，毕于秦灭六国。夫春秋战国乃封建贵族政权之时代，然春秋诸侯百七十，战国初三十余，战国末止七雄，何故？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是以封建贵族稍亡，至秦一统，则天下唯秦室一家耳。

诸侯乃封建贵族政权时代存亡之基。诸侯拱卫封建贵族政权之制，弗容平民非分。故诸侯乱斗，纯为诸侯之争，胜者诸侯，败者亦诸侯，与平民无涉。惟秦灭六国，则天下无诸侯矣。始皇又废封建行郡县，致再无新诸侯。一朝秦罹民难，则天下无援手，卒遽亡。此情形，乃如齐与嬴而不与五国，迨五国迁灭，齐失强援，亡无可免矣。

由是可知，于封建贵族政权时代论，秦与六国唇齿相依也。秦灭六国，实乃灭封建贵族政权之时代矣。使六国在，纵天下平民蜂起事，诸侯或自平定之，或相援平定之，秦断无遽亡之虞。故曰：“秦灭六国，实自戕也！”

初，丞相绾等言：“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请立诸子。”李斯驳之。始皇曰: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遂从李斯言。始皇英明伟烈，亦不得超越其时代之视眼。其唯恐立诸侯树兵而难平息之，而不虞废诸侯则民起事愈难平息之。权之二者，立诸侯利大于弊也。

始皇执于废封建，以其弗察平民意识之兴发，更弗知平民觉醒之力量也。因之，其虽开中国中央统一政权之先，然治天下之略，仍乃封建贵族政权时代之“霸道”；始皇、二世之日行，仍乃封建贵族之日行，视民如牲畜，肆意践暴之。实则始皇、二世暴政，不过封建贵族之秉性耳。顾春秋战国，虽百家争鸣，多有倡“王道”者，而诸侯所行所乡，胥“霸道”也。何则？“霸道”最合封建贵族政权脾性也。故“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率施“霸道”而非“王道”。秦既行“霸道”吞并天下，因之以治天下，当然尔。钱穆言：“秦室本上古遗留之最后之贵族政府……役使民力逾量，即是氏族之贵族气味。”可谓一语中的。

秦六合天下之至重大、至深层意义，在平民意识觉醒时代之来临。诸侯兼并覆亡之过程，亦乃平民意识渐滋生之过程。诸侯相继而亡，则黎民知诸侯可颠覆，遂不以诸侯为世袭君主，因之平民意识昂首，中国历史步入平民觉醒之时代。陈涉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平民意识形成之徽，此种思想于先秦季断无产生之可能。平民生代诸侯之念，则贵族政权之思想根基坍塌矣。故陈涉、吴广大泽乡起事，乃中国史之首次农民起义，时势使然也；始皇不虞平民起事之患而废封建，不识时势使然也。

绾之，秦之遽亡，时势使然。秦以封建贵族政权之脾性，于平民意识觉醒之时代，理中国首个中央统一之政权，犹以错误之身，于错误之时，行错误之事——其倏覆固然也。贵族政权之秦败，平民政权之汉兴。是以钱穆曰：“秦之统一与其失败，乃贵族封建转移至平民统一中间之过渡。”使始皇壮年弗崩，二世为政弗诞，亦不过苟延秦寿，终逃不过夭亡之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