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每日读评（一）。

陈嚣与荀子争论用兵之根本及目的。陈嚣质疑荀子用兵以仁义为本之说，认为用兵是为争夺，与仁义无关。荀子则认为用兵当循仁义，是为禁暴除害而非为争夺。所谓“军事为政治服务，政治为经济服务”，概言之，军事为经济（利益）服务。故陈嚣所持论，一语破的也。荀子以儒道议兵，不过削足适履之迂见而已。试问旷古以来，何有以仁义用兵者？有之，亦不过打着仁义之旗号而已！用兵之道，不论仁义，但求胜敌。论仁义，则兵无所出，出之亦必败。故孙武议兵，不讲仁义，唯讲取胜之策。“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若以纯儒用兵，则轻国事，陷死地，取亡道也！

《资治通鉴》每日读评（二）。

魏安釐王以鲁仲连为“非体自然”之“强作之者“，然其“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拒爵而逃之海上。宁肆己志，毋诎于人，夫“自然“不可疑也！子顺谓君子之修成，先“作之不止“，再“作之不变“，终“习与体成”而“自然”，信哉！仲连“轻世肆志”，不屑为富贵而诎于王侯，魏安釐王不喜之，固然矣！

《资治通鉴》每日读评（三）。

“战国四公子”皆食客三千，播声诸侯。其勋望最著、仁而下士最殷者，乃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信陵君姊夫也，信陵君尝评之：“吾闻平原君之贤，故背魏而救赵。今平原君所与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齐之孟尝君，王荆公未及冠而为《读〈孟尝君传〉》，曰：“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楚之春申君，于君国有大功，然未闻其贤仁与下士，所谓“为稻粱谋”者也。唯信陵君，“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诸侯闻信陵君复为魏将，皆遣兵救魏”，可谓才德双馨，名冠列国。然信陵君攻秦城管不下，乃胁迫管守父缩高、缩高君安陵君，焉可言“仁”乎？荀况议兵，“常以仁义为本”，岂非谬乎？要之，用兵之本，在陈嚣所言“为争夺也”；仁义之道，实乃兵家之技。信陵君攻管而技穷，是以弃仁义如敝履，遂绝人父子、君臣之义而不恤。呜呼，贤如信陵君者，用兵尚且不守“仁义”，他人更不可望矣！

《资治通鉴》每日读贫（四）。

秦以利国故，不杀韩间郑国，卒成郑国渠。郭开、使者以利己故，毁廉颇老不堪用，卒使英雄袖手，国家覆亡。虑事，一国一己，云泥霄壤，秦兴而赵亡，可知矣。后世者，乌得不鉴之而省己？

郭开诋弃廉颇，谗杀李牧，遂毁赵国长城。然赵王懵然不觉，至亡国乃悟。亡赵者郭开乎？亡赵者赵王也！

李牧示弱，终大破匈奴。庞煖隐强，终俘杀剧辛。匈奴力强，剧辛智卓，然皆以轻敌败。凡事，不可以率，率则自取败亡。

又叹郭开，以一小人而得宠信，以一小人而亡国家。小人不死，国家难兴。治国理政之道，“亲贤臣，远小人”，信也！然得君心者，常在小人，不在贤臣。何也？小人揣君心而迎合，贤臣持公心而逆鳞，君心而不公，则小人得势矣。故亲贤远小，要不在贤小，而在君心之公否。此中外古今，概莫能外。柄政者，焉得不察？

 《资治通鉴》每日读评（五）：

秦王夷毐三族，逐母于雍。臣以太后事谏者死二十七人，足见秦王迁母，悖人伦，冒大不韪，故死谏者枕藉而不绝。然二十七人以谏死，茅焦以谏生且贵，何也？

一者时机有宜与不宜。秦王方震怒，故不宜谏也，谏之则身杀。秦王既杀二十七人，怒已稍解，更知众意难扭，自亦当渐悔。故其佯作厉色狠语，实盼有无畏之继谏者，因之而下阶，此时宜谏也。

二者谏言有低与高。何为低？言母子人伦者为低。君王之心，虽父子兄弟皆可戮，况于母子情义乎？何为高？言君王天下者为高。君王之心，唯维天下。天下得失，君王乐忧。为取天下而迎归母后，秦王其愿，是以茅焦谏纳而爵上卿。

文信侯、春申君何等睿识者，一以自刎，一以刺亡，何也？利令智昏，见大利在前而不见大害在后也。夫富贵，世所争也，无所不用其极而争也。得富贵难，守富贵更难。文信侯、春申君之睿智，世罕有其匹者。彼年富智聪之时，得富贵易，守富贵亦易。然秉权愈久，恋栈愈炽，识见愈短，不知、不甘弃富贵以全身家，卒速祸焉。文信侯身死，春申君族灭，富贵之大害也！

常叹吕公好相人，望刘邦乃帝王相，遂以女吕雉妻之，以求日后家族大富贵。其后果大富贵，其后满族诛灭。夫吕公，知相人富贵，而不知富贵之大害，故自取族灭。

噫，若吕公好相而知富贵之大害，其相刘季，尚以女许之乎？初，吕公以吕雉妻季，吕媪怒不许，吕公斥之：“此非儿女子所知也。”以后世观之，非吕媪不知，实吕公不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