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4兄妹，最大者14岁，最小者5岁，集体仰药而死。《环球时报》评论所用的标题是：“四小兄妹服农药死亡痛彻中国社会。”

“痛彻中国社会”，痛哉斯言。

值得注意的是，《环球时报》使用的词，是“死亡”，而不是“自杀”。

尽管“自杀”是当地警方得出的权威结论，但这一结论显然又是不全面的——其中年龄最大、14岁的哥哥张启刚确系“自杀”，但另外3个孩子，包括那个才5岁的孩子，也是“自杀”吗？毕竟5岁的孩子，不可能对“死亡”二字有清楚的认知。会不会是比自杀更痛的人间悲剧？

当然人们可以猜测，猜测这位哥哥之所以要带着弟妹一起自杀，是要带他们一起脱离人生的悲惨——这与父母自杀通常也带着孩子，并无多少不同。但猜测终究是猜测，需要公布证据来证实。

可以给出一部分真相的，是张启刚留下的遗书。遗书中写道：“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这几句话足够煽情，足够让人动容。从这么简短的话里，读得出他死意已诀。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梦想”，且已“梦想”好多年？

求解这个“为什么”，我们需要看到张启刚遗书的全文。然而当地警方称，因为牵扯到未成年人保护和事件后续调查，原件内容不便透露。

斤斤计较遗书的内容，绝非小题大做。“四小兄妹服农药死亡”再次引发全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这种关注没什么不对。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四小兄妹服农药死亡”也可能存在着其他因素，如有评论所说的，某些贫困、偏远农村的真实生存现状包括精神的现状，“就像一个隐秘世界，我们对那个真实运行世界的逻辑所知太少”。

着眼于“大”，有可能忽略了“小”。简单的逻辑是，尽管四小兄妹确属“留守儿童”，但并不是所有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事，都与“留守儿童”这个宏大主题有密切关系。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可知四小兄弟妹与其说是“留守”，不如说是被父母遗弃；他们赖以成长的家庭，暴力严重，父母相继出走，家庭濒于崩溃；四个孩子相继失学，当地村组织、学校主动介入严重不足；尤其需要搞明白的是，14岁的张启刚把“死亡”作为“梦想”，他接受了怎样的教育，他对死亡的认知究竟来自哪里？为什么在强调了“你们对我的好”之后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带着三个弟妹一起走向死亡？

求解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跳出“留守儿童”的圈子——比如现行法律对于为人父母的责任还不够分明，对失职父母的惩处还不够严厉；比如社区保护儿童机制尚待建立，专门的保护儿童权利的职能部门尚付之阙如；当地学校在生命教育方面也可能存在重大空白，没有让孩子们学会热爱生命，甚至没有让孩子们明白“自杀”意味着什么；更高一层意义的思考，是在时代形势的冲击下某些地方乡村社会的瓦解，在那里“社会”失灵了，相互的救助、相互的关心失灵了，传统文化解体了，甚或歪理邪说乘虚而入了……

13岁、9岁、8岁、5岁，4个孩子“集体自杀”，其背后完全有可能隐藏着比“自杀”本身更大的悲剧，我们不能放过这个疑点，必须尽可能的还原真相，而不是用“留守儿童”四个字一笔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