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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杨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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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1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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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19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摄影师
比托是现代战争摄影先驱,先后拍摄过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印度民族大起义(1857-1859)、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日本下关战争(1863-1864)、苏丹起义(1881-1898)等。
他1832年出生于地中海东部的科孚岛上,拥有意大利、英国双重国籍。大约1850年于马耳他遇见英国摄影师詹姆士·罗伯森(James
Robertson),并随他于1851年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1853年,两人开始一起合作摄影。后罗伯森娶了比托的姊妹。1855年,比托与罗伯森旅行到了克里米亚,在战地记者罗杰.芬顿离开后,他们接管了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实地摄影报道。
1858年2月,比托来到印度旅行拍摄,并记录了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过后的情况。 1860年脱离罗伯森,独自前往中国担任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记者。同年3月抵达香港,曾到广州拍摄。之后与《伦敦新闻画报》记者查尔斯·威格曼(Charles Wirgman)同行,随英法军队北上,亲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
芬顿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
芬顿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
芬顿拍摄的克里米亚战争
1863年,两人到日本横滨合伙营业。比托的作品包括肖像、风俗、风景、都市风景以及风景名胜,甚至在1864年下关战争中担任随军摄影记者。由于有使节代表团陪同、个人的知名度、以及与军方的关系,比托得以深入许多西方人无法到达的地区,不仅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他的作品不仅品质很高,而且也因为它们的稀有性。1866年,由于横滨发生大火,比托的摄影室及绝大部分底片毁于一旦,此后在日本致力于摄影推广,1867年曾再度短暂来华。1871年,担任美国远征朝鲜的随军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也是朝鲜最早的照片之一。 1884年离开日本,一度在埃及落脚,其间曾担任英国远征苏丹的随军摄影师。1886年短暂回到英格兰。1888年再次回到亚洲,在缅甸开设摄影室。最新的材料表明,他于1909年1月29日死于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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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在印度的拍摄
印度民族大起义中被流放的某王公夫人
参与镇压印度民族大起义的英国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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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早期摄影的影响
以上均为比托在日本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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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拍摄的战场
大沽南炮台
大沽炮台
塘沽炮台
北塘炮台
战火后的塘沽炮台
战火后的塘沽炮台
八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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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拍摄的北京城建筑
1860年代,大量英国探险者开始用摄影去探寻那些“未知”的国家与族落。然而受技术的限制,旅行者面对相机设备的运用,却存在着巨大的困难。玻璃底板因高温、受潮或破损成为家常便饭,如今存世的玻璃底板更是寥寥无几。
作为第一位拍摄北京的摄影师,北京在他的眼里极为安静与凄美,这是梦境中的北京,是我们永远再也看不到的景象。
除了洞察力与审美,比托另一种独特的摄影语言让他脱颖而出:全景摄影。在1860年,操作湿版相机,调动8×10英寸画面,精准的分段拍摄,全世界却极少有人能掌控并形成规模与风格。两张拼接的全景“北京东城墙及东北角”,画面极具震撼力,护城河与城墙呈现的透视,显示出北京城的宏伟。
安定门瓮城
北京城墙东北角
安定门城楼上西望
内城北城垣
安定门东城垣上大炮
恒聚斋店铺
北海
费利斯·比托是以一种西方人“殖民式凝视”的眼光来拍摄的,其中的战争影像的取景不乏有其故意摆布之作。这些表现西方人成功打开中国国门的照片,不但在伦敦展览出售,还被各种期刊和书籍用作插图广泛引用,这些出版物普遍
把这场入侵战争看作帝国扩张的伟大胜利。……比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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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托的同行
从18世纪后期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西方列强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试图叩开这个古老帝国紧闭的大门,以期开拓这个地球上最大的市场。然而无论是1793年的马嘎尔尼使团,还是稍后的阿美士得使团,其所提的通商要求均被大清帝国冷冷地拒绝了。最终,失去耐心的英法等国悍然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武力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体制。从此,一批批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外交官、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接踵而至。
以下是比托的同行保罗?比朗格、查尔斯?杜宾等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拍摄的照片。
保罗.比朗格拍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
杜宾拍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杜宾拍摄,雍和宫
杜宾拍摄,北京城墙
杜宾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