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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刊扫描｜维多利亚的秘密：时装也是精致的牢笼
(2016-09-17 07: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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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整理：姚涵之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人们出席不同的场合会选择不同的衣服，衣着得当乃是修养良好的表现；服饰可以传达有关一个人的性别、身份、阶级乃至性格方面的信息，它不但形塑着人们的身体，还形塑着人们的社会身份。
人类与服饰的互动，可以展示一个社会的诸多剖面，性别角色、社会风俗、经济形势等等。本期外刊扫描跟随着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服饰的变化，来看女装如何形塑着女性的社会身份，她们如何成为了“精美的奴隶”，又以何种方式进行着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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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奴隶：服饰“制造”出的维多利亚女性
整理自：“The Exquisite Slave: The role of Clothes in the Making of the Victorian Women”, Signs, Vol.2 No.3,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作者：Helen E. Roberts
相信看过电影《王牌特工：特工学院》的观众们应该很熟悉“知礼方成人（manners maketh man）”这句台词，在19世纪的英国流行着一句类似的话，即“人靠服饰（clothes make the man）”。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这是一句对社会运转方式深刻而意味深长的总结，服饰不仅能改变人的外貌，并且影响着着装者和观看者的行为和态度。在威廉·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 1811-1863）的作品《巴黎小品集》（Paris Sketch Book）中，他指出正是路易十四的衣服使他从一个瘦斜的、皱缩的、矮小的老头变成一个伟大的太阳王，通过衣服的精致剪裁，他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来感召所有的观看者。另一方面，服饰也显示了社会对穿着者的期待，象征着他/她的角色，也传达出责任、约束、限制等等内容。在19世纪的英国，借用社会学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 1922-1982）的话来说，服饰充当着“身份鉴定”的角色。
性别秩序和角色显然也很大程度由服饰来形塑，在19世纪的英国和北美，男女扮演着不同的性别角色，因此服饰的差异很大。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曾经描述两个小孩在看《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插图，其中一个问道：“哪个是亚当？哪个是夏娃？”，另一个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只能在他们穿上衣服的时候分辨出来。”比起区别两性，服饰更多的功能在于定义两性的差异，男性更严肃（深色系，少有装饰物），而女性较琐碎（浅而柔和的颜色，用丝带蕾丝加以装饰）；男性较积极（男装方便行动），而女性更被动（女装不方便行动）；男性更强壮（男装强调宽阔的胸襟和肩膀），而女性较精致（女装强调细小的腰身、倾斜的肩膀和柔和的线条）；男性更有攻击性（男装线条明显而直接），女性处在被动的角色（女装轮廓柔和暧昧）。
女性气质不仅受到女性服饰的形塑，而且在文学作品中不断被强化。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心中的理想女人是“一只奶白色的绵羊，咩咩叫着求男人保护”，而考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 1832-1896）在他的长诗《家庭天使》中描述了一个订婚的女子，“在去往天堂之前的时光中，她欢喜地过着恭谦顺从的生活/她最大的所有的智慧，就是爱着她身边的男人”。而桃乐茜·内维尔（Dorothy Nevill, 1826-1913）呼应卢梭，也认为女性的角色应当是柔软的、高贵的并且顺从的。
除了顺从之外，愿意承受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也是理想的女性应该具备的品质。用莎拉·爱丽丝（Sarah Ellis, 1952-）的话来说女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受难并且不断坚持。威廉·薩克雷的姑姑在给他的信中曾说，这些作者和诗人心中的理想女性实则是“精美的奴隶”（exquisite slave）。“精美的奴隶”、“喜欢受难并坚持”、“甜蜜的被动顺从”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受虐狂，通过被虐待来获得性快感和性欢愉。精神分析学家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 1920－2001）指出，虐待和被虐待的目的并非想要造成和感受痛苦，而是渴望建立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这当中的痛苦感受是最方便和直接的方式来表示一方愿意无条件的服从，另一方则可以完全处在支配地位。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从小被教导，被动服从和痛苦是关联在一起的，并且这就是女性的责任。
因此，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服饰一方面传达出愿意被动受虐的讯息，另一方面则形塑着女性的角色。在19世纪30、40年代，女装的袖子远低于肩膀，使得胳膊被包裹得非常紧，以致于几乎无法抬高胳膊来做出什么具有攻击性或威胁性的姿势。
裙衬
裙子也限制行动，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 1828-1897）在她的书《服饰》当中曾说：‘“除了女人没有人知道，她的裙子是如何束缚着膝盖，让她加倍地感到疲惫，并且让她完全无法运动。”在19世纪50、60年代，拖地长裙和裙衬使得腿部的动作变得更加困难，裙衬和配套的复杂工具使女人成为了牢笼中的小鸟，被钢制的篮圈围住，穿着裙衬移动的困难和烦恼显而易见。更严重的是，裙衬的原材料具有可燃性，女性因而被置于危险的境地。
1863年的杂志《图闻天下》（Illustrated News of the World）就曾经警告妇女“穿着裙衬要格外小心，远离火源。”英国的一份杂志在1867年报道了3000名女性因为裙衬起火而被烧死，另有超过两万人因为裙衬受伤。尽管裙衬是如此的不舒适，并且还有潜在危险，但是英格兰、欧陆和北美的大部分女性都这样穿，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才被紧身裙和裙裾取代。新时尚使得移动更加困难和辛苦，也更加固了女人的被动角色。奥利芬特称这种裙子“使人根本迈不开腿，是一种人为的折磨。”
而在所有维多利亚时代出现的服饰中，无论是紧身的裙子还是过低的袖子，亦或是裙衬和裙裾，最为直接和生动地表现了女性的被动角色的就是束身胸衣。
整个19世纪的英格兰和北美，穿着紧身的束身衣是极为普遍的。束身衣主要是为了改变身体的形态和线条来达到当时十分流行的理想女性身材——细腰。束身衣通过收腰来提升胸部并放大臀部，并且强迫女性用上半部的胸腔呼吸，将胸部变成小说里描绘的样子。束身衣和其他服饰进行搭配，例如低袖、长裙等等，共同形成了当时最为流行的女性装扮。为了可以拥有细腰，很多女孩子从小就开始穿束身衣，下图即为1904年的一份儿童束身衣的广告。
然而束身衣在追求细腰的同时，也在摧残女孩的身体，勒得紧紧的束身衣使得女孩从小就没有足够的空间成长。《女王》（The Queen）杂志社的通讯记者曾经写道：“我为七岁的女儿准备的束身衣，将她紧紧地包裹在钢丝骨架中，从上到下都紧紧地勒住，给她的腰极大的压力，终于使胸看起来有一些曲线。”《英国女士家庭杂志》（Englishwoman’s Domestic Magazine）的记者建议：“我们不仅应该在女孩子小时候就开始给她穿束身衣，而且应当把束身当成一种训练。不能等到十四五岁开始发育再穿，那样就晚了。真正的秘诀就在于越早越好。如果等到腰身长得粗壮结实再开始束身，那简直太荒唐了。”但是当时的女孩子经常几个小时坐着不动读书或者缝纫，缺乏运动和锻炼使她们出现各种病症，肌肉萎缩，脊柱侧弯，慢慢地她们就只能完全依靠束身衣的支撑。
《英国女士家庭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些较为极端的例子，一位母亲曾经投稿称自己“欢快的、活蹦乱跳的女儿”送到“伦敦附近的寄宿学校”之后她便出国，四年后她从国外回来，看到一个“高挑的年轻姑娘，慢慢地以一种端庄的步态走出来，并且阴沉地拥抱了我”，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腰，并开始解释在这边经历的残忍的束身练习。四五十个女孩子被禁止离开学校，并且每天进行束身，直到腰身达到时尚的要求。她的女儿已经无法离开束身胸衣，她的肌肉已经被胸衣谋杀，必须依赖胸衣生活。
当时有一些医生是反对过分紧束的，安德鲁·科布医生（Andrew Combe, 1797-1847）指出束身衣和中国的缠足是类似的，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畸形，不仅挤压器官，而且还会使盆骨、子宫移位，他们用各种图片和分析来警告束身的后果。一位美国的医师在1887年测试了55位女性，发现束身衣平均为女性的身体加压22磅，而最高的记录则是88磅。束身衣使得女性呼吸困难，勒得过紧几乎是致命的，会使生命慢慢枯萎和消亡。
透视图
穿着束身衣的女性对它也有很多抱怨，主要是那些因为束身衣而引发的病症。例如“我常常感到十分倦怠，不愿走路”（来自《英国女士家庭杂志》）、“大不列颠的女人如此没有活力都是因为被衣服勒得太紧”（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下的女性》）。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来说，束身胸衣、缺乏运动以及过重的裙子（一条裙子很容易就拿到15磅重），使她们形成了柔弱、无力以及被动的形象。
为什么19世纪的女人愿意忍受这些痛苦和不便呢？在一个无法单身，难以自由恋爱而好丈夫又难以寻觅的时代，女人不得不去扮演男人需要的被动的角色。《英国女士家庭杂志》曾收到过一个贵妇人的来信称发现自己的丈夫对于细腰十分钟爱，于是“我去预定了一个新的束身衣，非常强力和坚硬的款式，腰身只有四英尺。在女佣的帮助下，我穿上了，并且将腰收到了八英尺。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没有脱掉束身衣，因为不希望白天的努力前功尽弃。第二天，女佣帮我收到了七英尺，就这样循环往复，终于使胸衣完美合上了。我这一段时间从不把它脱下来，并且每天都重新加固。在最开始，真的是疼痛难忍，一周后我开始能够忽视这种痛感了，一个月后我已经可以自由穿脱。”实际上这本杂志上经常刊发一些“养生法”，教女性如何把自己的水桶腰变成柳细腰。
穿着束身衣逐渐衍生出道德意涵，那些不穿束身衣的女性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没有道德观念的人，进而被人疏远。很多人将幼女进行束身练习称为“学习纪律”，而那些能达到细腰要求的女人被认为是“严格自律”、对情绪也能“张弛有度”的优秀女人。胸衣和道德之间被建构出了直接的联系。
童年就开始练习、身体肌肉萎缩产生依赖、道德意涵以及女性榜样的被动角色，种种因素使得束身衣大为流行。而女性的穿着也反映了一个家庭的财富和身份，1847年的“Quarterly Review”这样形容女性的职能：“妻子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她的穿着显示了她的丈夫能够为自己的虚荣心投入多少。”19世纪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 1857-1929）也发现“显示她的家庭购买力”慢慢成为了女性唯一的职能。因此，人们开始着迷于上等的材料、高贵的品味、精良的剪裁制作出来的衣服。
在19世纪末期，由于女性开始追求事业以及运动，服饰开始变得简约一些了，服饰改良运动在倡导了一个世纪之后终于开始看到成效。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并非不运动，但是当时的运动主要是走路、舞蹈和举哑铃，等到了19世纪末，女性得以参与到更多种类的运动中，例如篮球、板球、曲棍球、长曲棍球、游泳、划船等等，使得女装不得不随着这样的潮流而改变。
2
怀孕的窘境：19世纪的孕妇装
整理自“Cross the Bearing Straits: Women’s Maternity Dress in the 19th Century”, Studies in Popular Culture, Vol.21 No.31, Popular Culture Association in the South, 1998.
作者：Lori Duin Kelly
据奥森·福勒（Orson Fowler, 1809-1887）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最伟大的使命和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生育。她们即便怀孕也会穿着华丽的服饰，尽管这对她们自己和对腹中的胎儿都是不健康的，为何会这样？一方面，时尚华美是那个时代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拥有细腰使女人可以离开家庭，参与到公共场域中去；另一方面，当时的孕妇没有什么选择，只有华美的时装。因此，尽管那时的医生不断劝告时装对于孕妇和她正在发育的宝宝有多么危险，尤其是束身衣，但是这样的劝告被另一种声音淹没，那就是那些时尚杂志不断地告诉女人，美丽的服饰不仅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身份的象征，而且能够给她更多的资源和空间。所以这些孕妇们还是在怀孕期间不顾生命危险，穿着美丽的衣服。
《服装》（Dress）杂志社的编辑安妮·米勒（Annie Miller）对于束身衣抱有着很大的担忧，她认为就算束身衣一点点勉强地被放松，那些重量惊人的裙子和其他配饰还是逐年累月地在发挥作用，她认为这些服饰最终会影响女性的消化、循环和再生系统。芭芭拉·艾伦莱希（Barbara Ehrenreich, 1941-）指出束身衣平均给女性增加了21磅的压力，因此束身衣使空气无法自由进入肺部的同时也将重要的脏器挤出了它们原本该在的位置，使这些器官挤在一起并共同对骨盆造成压力。而束身衣的压力，加上厚重的裙子从腰部开始施压，最终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肋骨挫伤或断裂，肝脏移位以及子宫下垂。曾有一位医师的尸检报告展示了一个年轻的时尚女性，肝脏已经完全挤在一起无法区分，而肋骨则紧紧地包住内脏，没有缝隙。
除了健康上的危害，束身衣和厚重的拖地裙在孕妇怀孕和生产期间都造成了严重的困扰，很多医生都发现，由于衣着不便，怀孕很快就成为了非常可怕和危险的事情。尽管孕妇在家的时候，可以稍微地将裙子放宽，但是一旦出门，社会风俗或者说“时尚潮流”就盖过了一切，松下的螺丝又重新被拧紧。《美国女性医学口袋书和护士建议》（The
American Lady’s Medical Pocket-Book and Nursery
Adviser）指出这种不舒适的服饰不仅损害了孕妇的健康，也逐渐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能力。而当时各种各样的医生和手册都如此三令五申地进行警告，医生们希望孕妇可以牺牲一时的美丽换来孩子的健康发育。
对于医生的意见，有一些人开始设计孕妇专用的束身衣，《美国女性医学口袋书和护士建议》提出一种较为宽松和简便的束身衣，另外还有一种可以将裙子的重量分担到肩膀上的束身衣，以防止子宫的下垂。
维多利亚时代的孕妇着迷于时尚潮流而忽视身体健康的现象，有一部分是时尚杂志的风靡造成的，这些时尚杂志只刊登细腰长裙的美女，逐渐形成社会风潮并融入了社会文化中成为了一种权力话语。女性通过穿着华美，展示自己的优雅和美丽，来吸引更多人的注意以及获得更多资源，当服饰和权利、资源联系起来之后，针对孕妇的时装的缺少令孕妇有焦虑和危机感。在维多利亚时代，领域分离的概念非常兴盛，女人本是被指定只能在家庭中活动，但是隔绝的生活十分压抑，而怀孕期间身体的变化和不适更使得很多孕妇歇斯底里。穿着华美的时装出门进行社交成为很好的选择，时装成为了她们能够脱离孤立、隔绝的家庭场域的工具。
于是，怀孕在19世纪对于女性来说成为了危险的事情，怀孕期间穿着时装对身体的侵蚀给生产过程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果一个孕妇想要一个健康的怀孕期，这不仅意味着她怀胎十月都无法出门，彻底失去了自由，而且她的生活只得完全依赖他人，她因为怀孕而变得臃肿的身材、不再纤细的腰肢和肩膀是无法进入公共场域进行社交的。
但是孩子出生后，才是女性真正责任的开始。就像奥森·福勒医生所言：“孩子，是女人最终极的命运，怀孕、生产、照顾和教育，直到他们可以独立成人。”一些医生则建议母亲应该放弃所谓的时尚和快乐的生活，“她要么选择完全将孩子抛弃丢给护工照顾，要么就必须心无旁骛地倾注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因为孩子是上帝给她的最好的礼物了。”
维多利时代的女性，选择用时装来间歇性地逃离压抑隔绝的家庭生活，华美的衣裳是她们走出公共场域的门票，即便这会伤害她们的健康和身体，所以即使在怀孕期间，她们也不愿意将其放弃。如此的选择，我们看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迫切地想要逃离社会文化的限制。家庭可能是她们的文化中被指定给她们的空间，而母亲的身份则是上帝给予她不可推卸的角色，但是怀孕的女人们不愿意脱下她们的束身衣和长裙，更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考虑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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